《封神演义》中的内圣人格理想与君道观念.docxVIP

《封神演义》中的内圣人格理想与君道观念 与史料中记载的《武王平话》、《诗经》等文学作品相比，《封神训义》中的文王和武王的形象具有明显的理学文化特征。虽然有的研究者曾论及此点,认为文王、武王的形象“无不是由理学氛围中的文人们创造出来的”(P72),但仅是只言片语,未做深入探讨。其他对于文王、武王形象的评价,则多是从道德层面或艺术层面予以否定,或认为:“(文王、武王)这种种描写,完全是按照封建伦理道德生捏硬造的,不仅缺乏事实根据,而且无法自圆其说”(P154),或认为:“《演义》里文王、武王,甚至姜尚都处在既要讨伐无道,又不甘背上‘弑君’罪名的困窘和矛盾的心态中,所以有许多扭捏和做作”(P390)。这些评论虽大体不错,但尚未充分揭示其形象的演化生成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关系。限于题目与篇幅,本文不拟对文王、武王形象的演化过程做全面梳理,仅以政治伦理的嬗变为切入点,纵向勾勒文王、武王形象演化的历史轨迹,进而探讨《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理学文化特征及其孕育生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一 武王的理想采用 《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武王形象是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内圣”人格理想的艺术化身,作者淡化了他们的雄才大略、开国武功,而集中笔墨着重刻画了他们忠心事主和不尚武力的另一侧面,呈现出以君主道德为历史兴衰与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倾向。但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文王、武王形象并非天然如此,从殷商古史的原貌,到儒家道德化的历史叙事,再到《武王伐纣平话》和《列国志传》,文王、武王形象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复仇意识向忠君思想嬗变、由尚武精神向尚德观念转化的历程。 虽然殷周古史的原貌曾被儒家道德化的历史叙事所遮蔽,但细心寻按古籍,仍然有迹可寻。《诗经·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继大王之绪;致天之殛,于牧之野。”(P1012)“大王”是文王的祖父古公父。可见自文王的祖父起,便开始为灭商做准备了。综合史籍及出土文献所载,可知周灭商之前是商的属国,文王十分恭敬地服侍殷王。殷王册封文王“方伯”的称号,利用周来征服那些反叛殷王朝的方国;文王利用这个时机四出征伐,奠定了后来武王克商的基础。可见文王事殷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且为韬晦之计。所以《左传·襄公四年》载韩献子之言曰:“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P932)武王继承文王遗志,更以伐纣灭商的武功而著称于世。《尚书·武成》载牧野之战云:“甲子昧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P211)《逸周书·克殷解》载武王克殷后所为:“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射之三发,乃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P29-30)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见出克殷战争的惨烈和武王的刚烈勇武。这也许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然而在儒家典籍中,文王、武王形象却与历史原型有很大差异,始终是至忠、至孝、至仁、至德的理想君主。孔子盛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至德”(P84)。孟子批评《尚书·武成》:“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P325)荀子更把武王伐纣的战争美化为“兵不血刃,远迩来服”的盛事(P280)。先秦典籍中类似的记载颇多,兹不一一罗列。儒家学者的这种道德化的历史叙事,既埋下了《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种子,又天然地孕育着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既然文王、武王是如此的忠孝仁德,何以最终会以臣伐君,取而代之呢?这是元明通俗文学家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其不同的致思路径和解答方式,就产生了不同的文王、武王形象。 在产生于宋元之际的《武王伐纣平话》中,文王、武王形象与典籍所载迥异。当文王预知纣王沉迷难返,自己有七年囚阻时,直言众臣曰:“吾身灾退时,方可归国,那时破无道之君。”(P434)对自己以臣伐君的企图毫不讳言。返回西岐后,因为“忽思里城中之囚、醢伯邑考之恨,想纣王不仁之政,无道极甚,遂胀于心,因此得疾染患”。临终尚嘱武王曰:“只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百邑考报仇。”(P463)三年后,武王命子牙伐纣曰:“先君曾言,里城囚,醢百邑考之恨,更为无道损害生灵,贬剥忠臣,宠信谗佞。以此举卿为将,伐无道不仁之君”。(P464)可见,《平话》中的文王、武王形象具有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尚武精神,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君若无道,臣可伐之,这是为公,是受了儒家以孟子为代表的“诛一夫”而救民于水火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一是因纣王囚禁文王七载,醢百邑考,这是为私,是受了民间家族血亲复仇观念的影响。这两个原因交织在一起,而以后者为主。所以《平话》中的文王、武王形象,主要是民间文化的产物,是以民众的价值观念为准,对儒家文化进行扬弃的结果,既汲取了其乐于为民众所接受的民本思想,又剔除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