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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五子的哲学本体论逻辑 北宋新儒家是以北宋的“五子”（邵永、周敦颐、张载、程毅、程浩）为代表的哲学家。人类对这一哲学成就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并与其审美思想密切相关，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它的审美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它有这些审美思想，其审美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本文的研究以北宋“五子”为中心, 认为其美学思想首先是由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决定的, 而其人生价值观则来自他们的天道观, 这是以前的研究所没有注意的, 本文则试图从这一角度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 立言:效天而行 古代的士人对生命价值取向的选择都逃不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范围。从生命价值的丰盈度来看, 三者兼得当然最好;如不能兼得, 则追求立德为最上, 立功为次, 立言最下。但在现实生活中, 为了生存和生命价值的彰显, 士人首选的却是立功, 立言、立德成为其附属物, 所以, 陋巷自乐的颜回才显得特别难能可贵。到了北宋“五子”这里, 由于哲学思想上体用关系的进一步明晰, “三不朽”转化为“内圣外王”之说。古代的立德对应了内圣, 立功对应了外王, 立言则转为外王的一部分, 这从邵雍评价孔子万世为王可以看出来。“五子”的思路是在天道观的指引下, 首先修得内圣, 再由内圣开出外王。他们主张先体后用, 要求在内圣完成之后才能着手开拓外王, 所以张载说内德不充而从政是代大匠挥斤, 程颐则认为儒者自有儒者之事, 对具体事务性的操作并不热衷, 追求的是大原则, 即指导思想的确立。当然, 这种思想是逐步发展的, 如周敦颐提倡“志伊尹之志, 学颜子所学”, 还是把立功放在立德的前面, 表明了他作为过渡性人物的特点。另外, 在当时王安石及其后学当政的情况下, “五子”从整体倾向上是不积极支持王氏新学的, 所以, 他们虽然在内圣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但在仕途上都没有很大的发展。由于他们没能或不能从内圣开出仕途的外王, 他们最终不得不把外王之心放在立言上, 把立言化天下作为外王的最高境界, 于是立言代替了立功, 或者说立言本身就成了立功。 他们追求内圣, 实际上是追求一种圣人人格, 而在他们看来, 圣人是效天而行的, 所以, 这种圣人人格最终也就是天的性格, 这涉及他们的天道观。北宋“五子”对天的性格的理解是不同的。邵雍说:“天意无他只自然, 自然之处更无天。”认为天道就是自然。周敦颐说:“圣人之道, 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认为天道是公。张载说:“乾至健无体, 为感速, 故易知;坤至顺不烦, 其施普, 故简能。”认为天道是简易。“二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细缊, 万物化醇’, ‘生之谓性’,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此元者善之长也, 斯所谓仁也。”认为天道是仁。 他们所谓的“自然”、“大公”、“简易”和“仁”从本质上说就是天的境界。圣人既然是效天而行的, 那么就应具有天的境界, 不能再有个人的风格, 就是要“无我”, 即没有个人的小我, 达到“天人合一”,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人格境界并不表现在文字上, 而是表现在一个人的践履上。一个人要从现实的境界达到理想的境界就需要一种途径和方法, 并以现实的工夫做保证, 经过长期的磨砺才有可能。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虚明超越的自由心境, 这种心境可以使他们超越现实功利的束缚, 通向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和天地同游, 也可以与道合一, 可以通于天理, 也可以走向审美, 故一切可归于道, 也可归于美。 有了这种虚明境界, 他们就可以获得一种从容和乐的心态。这种心态表现为“闲”。所谓“闲”, 并不仅指身闲, 更重要的是心闲, 不累于物, 不被外物所缠绕, 只存一晶莹透彻虚明之心。也表现为“静”。所谓“静”, 不仅包括外面环境的静, 更重要的是心静, 不为个人感情所困, 只抱一优游自在、自得之心。虽日理万机, 心也是闲的, 也是静的。邵雍虽胸怀大志, 却两次辞官, 终生未仕;周敦颐以荫入仕, 多任地方小官, 不曾飞黄腾达;张载、程颢虽以科举得官并曾在中央任职, 也不过是无权的属僚;程颐的人生最为曲折, 他多次辞官, 后以布衣超擢为帝师, 也只是起了一点粉饰太平的作用, 终以谤落职, 与他格君心、化天下的初衷相距甚远, 还因此得罪皇帝和权贵, 被流放、编管、禁止著述和讲学, 穷困而终。但对于人生的起伏, 他们基本上都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无论富贵通达, 还是颠沛造次, 都能从容平和以待之。没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欣喜若狂, 也没有“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痛苦悲鸣, 唯有“万物静观皆自得”的优游从容, 这不能不说是得之于他们对圣人人格的追求。 有了这种虚明的境界, 从人格境界来说, 他们认为就能和天“感而遂通”, 达到无我;从创作角度来说, 就能和天下人“感通”, 从而教化万民。他们既不同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