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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农地产权制度改革60年回顾 台湾面积36199.9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7779.30平方公里，占整个台的22.1%。300.7万人（包括福建省的金门、祖社和其他岛屿），其中农业人口约为293.07万人，约为12.54%。总投资为14560.56亿元人民币，其中外商投资约为4846.72亿元（根据2013年的国际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0706元，其中第一产业占gdp的1.68%。〔2〕 在过去60多年中, 基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台湾当局对农地制度进行了三次改革, 每次改革的背景、目的、推出的政策和达成的效果均不相同。第一次农地制度改革解决农地地权分配问题, 提升农业生产力;第二次农地制度改革是为了扩 大农场经 营规模, 增加农民 所得;第三次农地制度改革是为应对国际农产品的竞争, 促进台湾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提升农业竞争力, 缩小农业和非农收入差距, 促进台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 台湾第一个土地整理案例1949-1953 (一) 土地产权和租佃制度 1.二战后, 台湾地区 人口剧增, 粮食需求压力大增。在1945~1949年间, 大陆迁台人口总数为471463人, 另外还有约60万左右的军事人员来台。〔3〕人口急剧增加, 导致台湾 物资奇缺, 物价飞涨, 1949年台湾物 价是1945年的7000倍。因此, 陈诚在1952年台湾“农 民节”期间, 发表多篇文章, 勉励农民努力生产增产, 指出:“‘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故粮产之丰歉与粮价 之高低关 系国计民 生至巨, ”要求“兴修水利、增产肥料、制造机器农具等等, ”以“配合粮食增产计划”。〔1〕 2.当时台湾地区农地产权和租佃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⑴当时的耕地租佃沿袭日据时期的制度, 即地租普遍超过产量的50%以上, 有的甚至高 达70% ~80%。非主要产 品也需分给地主, 租约多以口头契约, 地主可以随时收回耕地, 而不给予佃农任何补偿。⑵土地分配制度极不合理, 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拥有56.01% 的耕地, “政府”拥 有20.59%, 而占农户 总数88.31% 的农民仅 拥有耕地22.4%, 其中半数 是无地的 佃农和雇 农。这些都导致地主和佃农的矛盾激化, 台湾各地经常爆发抗租抗息的自发行动。“因此之故, 台湾必须实施土地改革, 是一种客 观需要, 虽有万难, 不能顾也。”〔2〕 (二) 同地租约、减租、放领 1.目的: (1) 扶植自耕农, 提高农民所得, 改善农民生活; (2) 增加粮食及重要作物生产; (3) 发展人民潜力、建设地方, 奠定富强“民生中国”的基础; (4) 最终达到“农业培养工业”之目的。〔3〕 2.主要内容: (1) 1949年实行“三七五减租”, 即佃农向地主交纳的地租最多不得超过所租耕地全部总 产量的37.5%; 保障佃农 权利, 耕地租约一律为书面租约, 租期不得少于6年;兼顾地主利益, 佃农如积欠地租达两年总额, 地主可中止租约。〔4〕 (2) 1951年“实行公 地放领”, 即把日据时期日伪占夺的土地收归公有后卖给缺地或少地的农民。放领地价为土地全年正常收获量的2.5倍, 分10年逐步偿还。〔5〕 (3) 1953年实行“耕者有其田”, 即对地主占有耕地进行限制, 将地主多余耕地 (水田超过3公顷或旱田6公顷) 由“政府”征收转放与现耕农民受领, 以使耕者人人有田耕种。〔6〕 (三) 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发展空间 这次农地的三 阶段改革, 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社会效果。表现为: 1.土改的结果使台湾原有的地权结构和土地经营规模发生 了很大的 变化。这一时 期的土改, 受益农民 为467000户, 占当时农 户的60%。1949年实佃户占总农户的39%, 半自耕农占25%, 自耕农占36%;1965年佃农占13%, 半自耕农占20%, 自耕农占67%。自耕农所持有的耕地由56%提高至86%。〔7〕农地政策实施的结果, 使农地分 配平均, 贫富差距 缩小, 社会公平且稳定, 增加投资意愿, 因而为工业发展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8〕创造了一个经济起飞前所需的稳定环境。 2.农业获得全面发展, 台湾农业 年均增长率1952~1965年为4.25%, 超过人口3.45%的增长率。〔9〕舒尔茨认为台湾地区耕者有其田的产权制度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10〕。马尔科姆·吉利斯、德怀特·H·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实现土地耕者所有制的改革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11〕具体表现如表1所示: 3.为台湾经济发展“以农业培养工业”提供了大量要素贡献。 (1) 劳动力贡献。1952~1968年, 农业劳动力共转移26万人,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