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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与公安机关投案后的死刑适用问题 被告王与杜是一对男女。杜先生经常在酒后殴打国王。此外，杜先生后来结婚了，所以他于2005年与王离婚。离婚后杜某仍然经常酒后无故纠缠并殴打前妻王某, 为此王某有了杀死杜某的想法。2009年5月被告人王某邀约了被告人魏某和魏某某, 让他们帮助自己杀死杜某。王某告知魏某和魏某某, 杜某现做保险业务且喜欢喝酒, 计划由魏某以买保险为名将杜某骗出来, 然后和魏某某一起用酒灌醉杜某, 让其酒精中毒死亡。2009年6月28日下午5点多钟, 魏某以买保险为名打电话将杜某约出来, 由魏某驾车将杜某带到重庆某一农庄吃饭, 在其间二人轮流与杜某碰杯, 不断相劝, 至杜某喝下了两斤多劲酒。酒后, 魏某与魏某某将喝醉的杜某用车拉到酒店外的某公路边, 然后两人驾车离开。次日杜某的尸体被路人发现。经鉴定, 杜某系乙醇中毒死亡。事后, 被告人王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本案的刑罚裁量及其判定] 从本案件的实际情形来看, 刑罚适用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其存在量刑的多情节, 即既存在法定量刑情节, 又存在酌定量刑情节。就本案的法定情节来说, 案发后王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交待了作案事实。就本案的酌定情节来说, 王某的杀人事出有因, 原因在于:杜某常与外面女人有染, 并有酗酒、赌博恶习, 常酒后殴打王某, 离婚后, 杜某在与王某同居期间, 仍酒后经常无故纠缠殴打王某, 致使王某产生了杀死杜某的念头。另外, 从该行为实施的原因来看, 被害人存在着重大过错。因而, 究竟选用故意杀人罪的第一档法定刑, 还是第二档法定刑, 需要进一步的厘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项明确规定, “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 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 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 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 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 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结合本案来看, 行为人王某有自首的从轻情节、与被害人杜某先前存在着婚姻关系、被害人存在着明显过错, 这些量刑情节都决定了被告人王某杀害杜某的行为, 并不属于刑法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 在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指导下, 死刑的适用对王某明显不合适。 然而, 针对被告人王某的行为而言, 其行为并不属于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法定情节, 因而不能按照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予以判处。原因在于, 纵观王某的量刑要素, 除了自首的法定情节对行为人是从轻或减轻处罚之外, 我们仍然不得不考虑如下事实:此案件是共同犯罪案件, 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刑事案件要重;行为人事前有预谋, 是蓄意犯罪;行为已经导致被害人死亡, 犯罪已经既遂;虽然被害人有过错, 但是该过错在行为人实施杀人行为时并不存在;手段方式特殊, 社会反响大。因此, 按照故意杀人罪进行法定刑的选择时, 法院最终根据第一档的法定刑对被告人王某判处10年有期徒刑。在主犯王某宣告刑确定的前提下, 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 对从犯魏某某、魏某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因此最终分别判处魏某某、魏某有期徒刑7年和6年。笔者认为, 从量刑结果来说, 上述宣告刑的确定是合理的, 既兼顾了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内在统一, 又达致了刑罚报应与预防的有机结合, 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基本内涵的现实体现。 [裁判理由及法理评析] (一) 过失致人死亡罪主观原因分析 本案件是全国首例利用醉酒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 关于本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定性, 牵涉的罪名主要有三个, 即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 、过失致人死亡罪。就这三个罪名的界分来说, 单纯从死亡后果的发生来看, 三个罪名都可能存在致被害人死亡的客观情形, 因而被害人死亡并非三者的理论界分点。刑法分则的构成要件是具体罪名的类型化特征, 在罪名林立的分则体系中, 我们必须根据各自罪名所固有的构成要件进行辨析, 这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所在。基于此考虑, 我们剖析犯罪构成要件就能发现, 三个罪名的最大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罪过内容的差异上, 详言之, 故意杀人罪的主观内容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法益, 故意伤害罪的主观内容是非法伤害他人健康法益,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主观内容是过失罪过导致了被害人的生命消亡。通过对上述三个罪名的分析就能看出, 主观内容上的差异性是我们界分它们的标尺所在。 结合本案来看, 被告人王某、魏某、魏某某共谋以做保险业务为名将被害人杜某骗出, 采用劝酒的方法, 让杜某过量饮酒使其醉死, 魏某、魏某某在杜某醉酒后将其丢弃在公路边水沟中, 导致乙醇中毒死亡, 其行为的主观内容直接指向的是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