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李至、李总领七经疏义补校.docx

宋李至、李总领七经疏义补校 七个经济指《周礼》、《仪式》、《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和《优雅》。北宋太宗、真宗时期对七经疏义的整理,不仅是宋廷提倡儒学的一项重大措施,而且是统一、熔铸儒学的一项重大措施,值得加以论述。 此事肇端于太宗至道二年(996)李至之建议,完成於真宗咸平四年(1001)邢昺之表上,首尾共历时六年。其简单经过,散见於《长编》卷49“咸平四年九月丁亥”,《玉海》卷41《咸平论语正义》、《咸平孝经论语正义》、卷43《咸平校定七经疏义》;《宋史》卷266《李至传》,卷282《李维传》,卷431《邢昺传》等;而以《李至传》及《玉海》各条所记为简明详备。 《李至传》云: 淳化五年(994),兼判国子监.至上言,“五经书疏已板行;唯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付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从之,后又引起吴淑、舒雅、杜镐检正沩谬,至与李沆总领而裁处之。 这段话,说明了三件事。第一,整理七经疏义,是出于李至的建议;第二,之所以要整理七经疏义,是因为《易》、《书》、《诗》、《礼》、《春秋左氏传》五经,已有唐孔颖达奉敕编撰之正义,板行于天下;而《周礼》等七经,尚未有官方审定的正义,故需由朝廷对原私人所撰之注疏,进行勘正校定;第三,总其事者为李至与李沆,具体工作者为崔颐正等人。致于李至建议的时间,据本传,似为淳化五年,其实不然。《玉海》卷41《咸平孝经论语正义》条云:“至道二年(996),判监李至请命李沆、杜镐等校定《周礼》、《仪礼》、《谷梁传》疏,及别纂《孝经》、《论语》正义,从之”。这里明言李至建议为至道二年,而非淳化五年。李至兼判国子监,始于淳化五年,本传所记并未误,建议校定七经疏义,则为至道二年。而《宋史》列传,常将时间上不相衔接的几件事,连续叙述,很容易造成误解。下面将要提到的《邢昺传》,也有这种情况。 邢昺为什么代替李至、李沆总领这项工作?上引各条,均未明言。但据《李至传》可知:李至于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军节度,离开朝廷。居二年(即咸平三年),徙知河南府。咸平四年,即以病卒。据《宋史》卷282《李沆传》及卷210《宰辅表一》,可知李沆于咸平元年,自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仍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一个有病,又离开了朝廷,一个当了宰相,都不能主持这项工作了。于是,邢昺就代替了他们。 邢昺于何时代替李至、李沆?《玉海》卷41《咸平孝经论语正义》条说得非常清楚:“咸平三年(1001)三月祭已(16日)命祭酒邢昺代领其事。杜镐、舒雅、李维、孙奭、李慕清、王焕、崔偓栓、刘士元预其事”。同书卷43《咸平·校定七经疏义》条亦云:“咸平三年三月祭已,命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正义;又重定《孝经》、《论语》、《尔雅》正义”。而《宋史·邢昺传》的记载,则颇易引起误解.本传云:“咸平初,改国子祭。二年,始置翰林侍读学士,以昺为之。受诏与杜镐、舒雅、孙爽、李慕清、崔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及成,并加阶动”。根据这段话,很容易把邢昺代替李至等误为咸平二年。其所以引起误解的原因,与上述李至传相同。读宋史列传,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 致完成的时间,《长编》卷49“咸平四年九月丁亥条云:“先是,诏国子祭酒邢昺等校印《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正义。丁亥,昺等上其书,几一百六十五卷,命模印颁行,赐宴国子监,并加勋阶。于是九经疏义悉具矣。”按是月己已朔,丁亥应为十九日。《玉海》卷41《咸平孝经论语正义》条亦云:“(咸平)四年九月丁亥以献,赐宴国子监。十月九日,命杭州刻板”。同书卷43《咸平校定七经疏义》条既云:“(咸平)四年九月丁亥,翰林侍读学士邢昺等及直讲崔表上重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赐宴国子监。昺加一阶,余迁秩。一本云一百六十三卷。十月九日,命摹印颁行,于是九经疏义具矣”,又于“丁亥”下加小注云:“一作丁丑(初九日)”。三者所记,稍有歧异。但丁亥,丁丑都是“上表以献”的时间,虽有差别,但完成的时间,至迟当在咸平四年九月,则无可疑。至于卷数,当以一百六十五为是。因为上引《长编》及《玉海》均作一百六十五卷,而下面将要引用的材料,更有具体的计算。据上引《咸平孝经论语正义》条,可知重新校印后的七经疏义有两种情况。一是“贾公彦《周礼》、《仪礼》疏各五十卷,《公羊》疏三十卷,杨士勋《谷梁》疏十二卷,皆校旧本而成之”;另一是“《孝经》取元行冲疏,《论语》取皇侃疏,《尔雅》取孙炎、高琏疏约而修之,又二十三卷”。前者基本上是旧疏,邢昺等加工不多,故仍署旧疏作者的姓名。后者基本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