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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资源储量的显著减少和人类栖息地的恶化，特别是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环境破坏事件，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政府和科学家的关注。在这过程中, 发生两次环境革命, 第一次环境革命发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 人们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其主要标志是在1972年以Meadows为首的罗马俱乐部一些经济学家发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 在报告中, 以1900年～1970年的历史数据为依据, 采用系统动态模型进行模拟研究, 得出的结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 (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 呈指数增长, 会导致不可再生资源短缺, 100年后将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 技术进步只能缓解人口和工业增长达到极限的时间, 不能消除增长的最终极限;认为“世界体系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和随后的崩溃”;认为应实现“零增长”, 才能避免世界体现崩溃。该报告的发表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因环境恶化造成经济增长极限的辩论和研究。第二次环境革命发生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这一次重新界定和扩大了许多原有的概念并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其重要标志是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代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提交的联合国大会主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 (发展与环境) 以及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这些报告的发表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条件的研究和讨论。总的来说, 这两次的环境革命激起经济学家对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进行更加地深入研究和探讨。从研究的文献来看, 国内外学者对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 并且实证研究晚于理论研究。 一、 国外经济环境关系研究的主要成果 关于国内外理论上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因经济理论与环境发展状况、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人们自身认识的局限, 经济学家对此研究侧重点不同, 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从整个经济发展理论历史来看, 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从认为环境对经济增长没有制约的乐观主义到增长极限的悲观主义, 最后到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的理性主义, 都是围绕经济增长与环境是否可协调发展而进行研究, 其实质是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国外对经济环境关系的理论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环境导致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极限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 1、 经济增长效应 针对经济增长极限的问题, 最先出现这一概念是1972年以Meadows为的首罗马俱乐部一些经济学家发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这一报告的发表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极限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 争论主要分为两个派别: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的主要代表包括:Georgescu-Rogen (1971) 、Daly (1977)、Siebert (1982)、Opschoor (1992、1994、1995)、Mishan (1967)、Myrdal (1974)、Hueting (1980)、Pearce (1990a, 1990b) 等;乐观主义的主要代表包括:Cole (1973)、Nordhaus (1973)、Cleveland和Ruth (1997)、Ayres (1997)、Simon (1977, 1981)、Beckerman (1974, 1992)、Lecomber (1975)、 Macnell (1989) 、Bernstam (1991)、Arrow (1995)、Hefner (1996) 、Spangenberg和Omann (2002) 等。 Mishan认为, 经济增长提供给人类更多的物质享受的同时, 也带来更多的污染物, 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 从而使福利变为负效应。Georgescu-Rogen和Daly认为, 根据热力学第一、二定律, 经济活动中生产所需的物质和能量转换必定会导致熵的损失, 一部分能量会转换为无法利用的废弃物。消费和产出的增长必定要引起熵的增加, 环境恶化, 绝对稀缺性会越来越突出, 经济的增长最终会趋于停止。Sieber和Opschoor认为当经济活动的规模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时, 生态系统将崩溃, 从而将限制人类的经济增长。Myrdal、Hueting、Pearce等从福利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 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加, 环境使用中的负外部性使得收入和福利之间存在缺口, 产出的增长会加重污染和环境的恶化。 Cole在Meadows的模型中引入新资源勘探、资源回收利用等因素, 使可利用的不可再生资源保持指数增长, 研究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