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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盟社会一体化中的亲职假指令 科学家们对欧洲社会一体化滞后的原因的研究，或基于新的自由愿景，社会维度强调超级国家机制的控制和分配能力，这比缺乏有效的市场整合要困难得多。或者基于政府间主义的愿景，社会维度与国家主权的核心关系密切相关，容易影响国家主权的主权地位。这两种视角在解释欧洲社会一体化发动时间晚、发动周期长、取得成果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前者没有解释清楚欧洲社会一体化为何没有获得后发优势, 反而在发动后仍然进展缓慢;后者没有明确阐释为何在国家主权的顽固性面前, 欧洲社会一体化仍然在公民资格、人口流动、医疗保险等方面实现了高度的整合。本文以亲职假指令1的移植为例, 对欧洲社会一体化进行国内政治视角的探讨, 以避免上述两种视角的弊端, 对欧洲社会一体化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一、 欧洲社会一体化中成员国政府的双重博弈 自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 各成员国逐渐将调整社会政策的主权部分让渡给了超国家的共同体。此后, 在自由迁移、工作岗位的安全、劳动卫生和健康保护等领域, 共同体一直保持着相对较大的行动自由, 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欧洲社会一体化的进展, 对成员国的行动能力与决策方式都产生了塑造性的影响。 首先, 欧洲社会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成员国政府的行动能力。在欧洲社会一体化进程中, 颁布了许多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和决议。虽然这些法规都是欧盟成员国相互妥协的产物, 但当它们拥有超国家法律的地位后, 就具有直接生效、直接应用以及高于成员国法律的特征, 会对国家行为产生强制力, 从而影响国家的行为方式和行动范围。以亲职假指令为例, 指令颁布后, 各有关国家必须按照指令的内容要求, 进行不折不扣的法律移植, 否则就违背了执行超国家法律的义务, 而会受到欧盟委员会“侵犯程序” (infringment procedure) 的督促或受到超国家机构的经济制裁。这种超国家层面的行政制裁和经济惩处, 使成员国在行动前必然会仔细权衡可能付出的代价。这就使成员国为所欲为的行动意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为了保障自身在一体化进程中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成员国通常的做法不是公然超越超国家的框架, 而是选择在此框架下追求自身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 欧洲社会一体化的进展取决于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意志碰撞和利益融合的程度。 其次, 欧洲社会一体化为成员国政府提供了双层博弈的机会。欧洲社会一体化虽然对成员国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但成员国政府在顺应一体化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 它扮演着沟通国内与国际两方面利益和要求的角色。一方面, 成员国政府把持着国家利益的最终决定权, 它可以决定将哪个集团的利益放进国家利益中, 也可以决定在国家利益中添加何种新内容。当成员国将最终形成的国家利益带到欧盟层面进行讨论时, 不仅直接表达了自身的主张, 而且也彰显了国内主要利益集团的诉求。在能持续得到直接实惠的情况下, 公众会认为政治精英在欧洲层面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将有利于自身福利的增长, 因而将一体化视为一件好事或者至少是一件不值得过多担忧的事情。这样, 成员国政府通过在欧盟层面的活动而获得公众对法律的遵守、对税金的缴纳、对政治经济活动的参与。另一方面, 成员国政府又是将欧盟法律带到国内层面的传达者与执行者。它可以在执行欧盟法律的过程中, 以超国家法律的要求而向国内政治力量施压, 促使某些难以达成的协议顺利缔结。成员国政府的做法往往是, 先出示某一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 然后交付国内政治力量讨论。而这一最低标准, 往往经过了成员国政府的改造和异化, 明显体现了其自身的行为倾向和利益考量。 亲职假指令的移植进程就体现了超国家层面对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塑造作用。在亲职假指令颁布前, 尽管除英国与爱尔兰以外, 其余成员国都实行了亲职假制度, 但由于成员国的既有规则与亲职假指令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而成员国政府都承受了一定的适应性压力。具体来说, 根据差异程度的高低, 可将成员国必须进行的法律改革类型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更新模式。英国、爱尔兰、卢森堡与比利时四国或者缺乏亲职假制度, 或者缺乏覆盖范围与所得权利广泛的亲职假制度, 因此需要完全改变现存体制并创立全新政策。二是质变模式。奥地利、比利时、希腊、意大利、荷兰、德国与葡萄牙等国, 其既有亲职假制度的某些内容与指令要求相冲突, 因此这些国家需要从性质上对本国的亲职假制度补充新内容。三是强化模式。在亲职假指令颁布前, 西班牙已实行了指令中的绝大部分约束性内容, 因此西班牙只需要保存已有政策并按照指令内容增添类似因素。四是微调模式。在亲职假指令颁布前, 指令文本中的全部强制性内容及部分软法内容就已被丹麦、芬兰、瑞典与法国采纳, 因此四国仅需对其国内法规进行细节微调就可以满足指令移植的要求。 总的看来, 前一种类型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