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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府门日记南京总统府门楼上题字出自何人之手 “政府”这个词来自什么样。对于这个66年前留下的谜，有几个版本。首先，国民政府副院长周忠岳的笔迹。第二，以谭燕凯为代表的过去的国民政府总理和行政院院长的身份收集了过去的“四虎”。第三，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总书记戴继涛写的。第四，根据当时在国民政府内政部工作的陈义经典的记忆，他写了《紧急印章》。其中,倾向于周锺岳书写的占多数,但又都拿不出一锤定音的有力证据。史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1948年3月29日,由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又称“行宪国民大会”在南京举行。大会议题如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词中所言:“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之组成”。核心就是选举产生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大会于4月19日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经过4轮激烈角逐,4月29日,李宗仁击败孙科、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当选副总统。由主席而变身总统,名称换了,国民政府门楼上由蒋介石题写的“国民政府”四个大字理所当然地也得及时更换。 此前门楼上的“国民政府”四字,先后分别为谭延闿和蒋介石所书,在民国,前者书法艺术至善,后者政治地位至高。谁能将自己的笔墨留在总统府的门楼上,也算得上殊荣。那么,1948年的“总统府”这三个大字又是谁下的笔呢?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逐日查阅了1948年4月至5月的《中央日报》,终于找到令人信服的准确答案。《中央日报》1948年5月2日刊登“本报记者”署名文章,其内容就是行宪国大最后一日——5月1日的大会日志,对国民政府门楼转换为总统府门楼做了十分简洁也是迄今所见比较令人信服的释疑。“国民政府大门上的‘国民政府’四个字,在(5月1日)早上7时,换上了‘总统府’三个大金字。此富于历史性的三个字,系出诸周锺岳之笔”。寥寥数语,谜团顿解。 这篇文章大标题倒也别致:《流水落花春去也,杜宇声声不如归》。不像是总统登基,宪法昭世,从此中华民国将有新气象、新前途,倒是一派潦倒落魄,草草收场的尴尬景象。难怪后人称“总统府”三个字是连夜赶制的,匆忙之中挂上的。不过笔者以为事实未必如此。毕竟堂而皇之的中华民国总统府的设立这样一件大事,准备工作应该是相当充分,不至匆忙。只是“戡乱”“剿共”屡战屡败,通货膨胀愈治愈乱,时局维艰,大厦将倾,人心浮动,非一总统当选所能够扭转。要说“匆忙”,应该是指这个咄咄逼人的大局势吧。 周锺岳,光绪二年(1876年)生,字生甫,白族,云南剑川人,前清举人。官派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就读。辛亥武昌起义后,出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云南省代省长、省长等职。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1944年任考试院副院长,达到了他在民国时期政治生涯的顶峰。写“总统府”三字时,他已是72岁的垂垂老翁。1948年6月,也就是行宪国大闭幕不久,便告病免职归里,旋授总统府资政这么个虚衔。1955年在北京逝世。周锺岳当时的政治地位、官阶职务并不高,但在行宪国大期间却比较活跃。除了获得为总统府门额题字的殊荣外,在行宪国大闭幕的5月1日,还曾作为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推举的代表,与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一同前往蒋介石的黄埔路总统官邸,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值得一提的是,不光是周锺岳,向李宗仁递送副总统当选证书的天主教南京地区总主教于斌,同样也是以社会名流的身份担任这一角色。如此安排,大概是彰显一种通过选举产生出来的新政府对遗老耆旧、贤达之士的尊崇姿态吧。 对于周锺岳、洪兰友向蒋介石送达总统当选证书一节,《中央日报》等官方媒体记者在5月21日作了详细报道:早上8点多钟,周锺岳和于斌早早坐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后台的秘书长房间内,两人准备分别前往黄埔路蒋介石官邸和大方巷李宗仁私邸,代表国民大会分送总统、副总统的当选证书。周锺岳身着长袍马褂,佩景星勋章,右肩斜挎橙黄色绶带。他还不停地问同行的洪兰友,自己的勋章佩戴得是否合适?上午9:20,周锺岳与洪兰友乘坐洪兰友车,5名记者随后乘坐周锺岳车,前往黄埔路蒋介石官邸。据报载,抵达黄埔路蒋介石官邸后,记者因手续未完备,不得入内,被引入别室休息。周锺岳、洪兰友入内,蒋介石身穿戎装,在大客厅迎接周、洪二人。周锺岳向蒋介石递呈总统当选证书,口称:“国民大会主席团推派锺岳及洪秘书长致送总统当选证书”,上前行一鞠躬礼,将当选证书呈递与蒋。蒋介石分别与周、洪二人握手致谢,称“请谢谢国民大会同仁,本人今后一定秉闻人民公意,尽心协力,报效国家”云云。蒋又欲留周、洪二人休息,因国民大会即将在10:15举行闭幕仪式,二人随即告辞。 上面的这些官方媒体描述是否准确呢?一般的媒体记者是否能进入现场采访呢?事实上,周锺岳向蒋介石当面递交当选证书的照片是存在的,并完好保存至今。但在5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只刊登了天主教南京地区总主教于斌向李宗仁呈递副总统当选证书的照片,周锺岳向蒋介石递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