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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文文学教学中三个文化现象的解读 总的来说，世界汉语文学是一种语境文学，是根据语境（语境）界定的。在世界范围内,凡是用华文(汉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来创作的文学,通称世界华文文学。然而,由于当今大陆的中国文学已广泛被多种学科(如古代、近代、现当代中国文学所研究,所以“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大陆以外的台、港、澳及中国以外俗称海外的华文文学。”那么,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时段与性质划分,就决定了这个时期的华文文学主要是指1949年以来的海外以华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写作样式。因为内地学生对华文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缺乏了解,所以,对以下三个成为热点的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必要的。 一 文化的视角:情感与情感的被重构 首先一个热点,是海外华文作家文化身份的认定。 海外华文文学无论是在哪个国家,都是处在他种民族文化的包围之中,海外华文作家,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活,他们对两种文化传统和观念的差异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但由于各所在国的国情不同,他们对两种文化的隔阂、碰撞及其生存状态的感受和表现也不尽相同。有的在主流社会强势文化“俯视”下,仍顽强地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有的与主流文化认同而不被接受;有的则选择了兼容和互补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大批的台湾留学生负笈海外(主要是美国),学成之后留在西方定居,他们同老一代的华侨不一样,不是为了生活不得已才离家弃国,而是自己选择了移民的道路。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西方社会有所认识,有的还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但由于原先的母体文化同居住国的客体文化相差较大,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习惯、思维形式依然是中国式的,要同客体文化认同,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辛的历程。再加上西方社会主流文化以其强烈的文化优势感“俯视”东方,还有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他们不得不承受许许多多的压力,这是一种嬗变和重建精神家园的痛苦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所写的“留学生文学”中,这种精神“放逐”的酸涩和痛苦,就无处不在。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很多作品就不再限于个人生活的浪子悲歌式的抒写,而是由异国飘零的生活感受层面挖掘下去,思考探索了文化差异、认同、民族主义、历史等等较深刻的问题。这与西方国家(主要是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比较开放容纳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而更主要的因素是中国本身的历史发展。这对许多在中国大陆以外长大的华文作家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和感情的体验,中国在他们心中成为一种自我的重新发现与追寻,于是在自己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中,记录下思想、感情、发现、期望,通过文字,“来呵护着那丛本开即将枯断了的根”。 海外华文作家常常处于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经历或华人社区及家庭的影响,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意识之中,而且经常以汉语写作,语言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的缩影,在汉语象形文字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定居或旅居异域,要在所在国立足,他们必须去接受或认同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学习新的语言,了解异域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和行为上的认同与对民族文化的执着和眷恋,使其时时处于矛盾当中,不断思考和追问自己确切的身份,因而有无根的漂泊之感和“边缘人”的散聚心态。“身份”批评会提示我们去研究和认识这一“真实”。海外华文作家,大多数是从大陆、台湾移民的,有不少还是从大陆到台湾或者香港以后才移民海外,移居地还经常变动,其中蕴含的风风雨雨、离愁别绪、沉浮荣枯,引起种种难以言说的内心情绪,精神世界十分复杂。所以我们在研究工作的实际运作中,所面对的是流动的、富有情感与思想的作家个体或族群,他们有不同时空的复杂背景。就每一个个体而言,任何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其身份具有任何人无法代替的独特性,又因为他们自身的流动性,身份往往是变动不定的。正是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以种族为基础的共识和身份认同,又因各自的差异性及流动性造成其身份变动不定,所以我们无法把他们纳入固定的类型之中,因而文化身份的研究就有助于揭示这一群体和个体的特殊性,这也正是其精神和艺术活力之所在。与身份的多重性及流动性相应,海外华文作家的边缘性位置也是评价其创作时不可忽视的。用汉语写作,对于海外作家来说,不仅是以写作来宣泄个人情感为他们自身言说和分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确认自身精神价值的方式。记得R·瓜尼在谈到语言的重要性时,曾这样写道:“一个人所说的语言,是他生存和活动的世界,深深地根植在他身上,比他称之为国家和土地和物产更重要。”这里的语言扮演着联络员的角色,其他成分都通过语言起作用。海外华文作家,在异国他乡,在异国语言的喧闹中,以汉语从事创作,既是抵抗失语、失忆的努力,也是对母语、母体文化的依归。 二 研究的社会背景 其次一个热点,是台港三位作家走红大陆所给我们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