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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村消费水平的实证研究 一、 农民实际收入差距的变化。在下年度内 由于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重要意义，这项研究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然而,综观有关农民收入增长的研究不难发现,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实证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文献。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Goldsmith,1969;Shaw, 1969;McKinnon,1973;Stiglitz,1985;Mayer,1990;King and Levine,1993a, 1993b;Becker and Levine,2002)所替代。金融发展尤其是农村金融发展被假定为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并广泛应用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研究。事实上,观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指标就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金融发展迅速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协调的景象。1978—2003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9.4%,经济总量增长了8.4倍,人均GDP增长了6倍多,金融资产总量由3048.3亿元,上升到432713亿元人民币,农村贷款1和农户储蓄也分别从1978年的160.7亿元和55.7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3696.9亿元和15405.8亿元,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实际分别增长了23.8倍和79.4倍。而农民实际收入在1978—2003年间仅增长了4.5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反而从209.8元扩大到5850元,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1.8∶1,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02年的3.1∶1和2003年的3.2∶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1—6∶1;其中1990—2003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近9.7%,人均GDP增长了1.95倍,金融资产总量年平均实际增长15.7%,增长了5.6倍多,而农民收入仅仅增长了0.77倍,尤其是1997年以后年均实际增长只有3.9%,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2 在已有理论文献中,许多学者都提出通过金融发展抑或是农村金融发展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然而,这些研究除冉光和(1998)在实证中国货币政策变化对农业发展影响时,发现剔除物价因素后货币供应量(M2)的波动对农民实际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外,其他大都属于理论与政策的分析,缺乏实证的有效支持。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揭示更多只能间接地从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中获得。Greenwood 和Jovanovic(1990)在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且通过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某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支付的固定成本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讨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得出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服从“库兹涅茨效应”的倒“U”型关系。Galor和Zeira以及Banerjee和Newman(1993)的模型则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Clark,Xu和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的最新研究,则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产业部门,那么随现代产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产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较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3没有支持Greenwood 和Jovanovic的倒“U”型关系。在国内,章奇、刘明兴、陶然和Vincent,Yiu Por Chen等(2004)运用银行信贷占GDP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分析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其结果显示:“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实证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但其结果很显然地隐含着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确证的推论,并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不协调现象一起,共同对现行关于中国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前提和条件的假设提出了挑战。 本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取决于金融的结构和功能,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必须得到实证和解释,惟有这样才能找到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正确途径。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1952—2003年中国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