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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的诞生 对人类的道义责任的承担 “知识分子”最初是一个外来词。何谓“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有过不同的解释。18世纪,俄罗斯作家拉吉舍夫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有人说,就在这一瞬间,“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理解。法国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和左拉的《我控诉》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但在我们这里,特别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话语体系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作为职业者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作家、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概都被叫做“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把前者叫做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后者称为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两个概念之间,有部分交叉重叠的地方。即便从职业角色来说,长期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的也是社会中比较进步的部分,他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阶级斗争年代成为被排斥、被打击的对象,因为他们比工人、农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具备基本的思考能力。他们从事的非体力劳动因此受到空前的蔑视,他们被看作是必须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在简单的体力劳动面前仿佛是一种耻辱,他们大部分人成了“臭老九”,被打入社会阶层的最底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段痛史一定记忆犹新。 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 1970年代末开始,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显著变化,他们被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此刻成了生产力,拥有文化知识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经济改革需要他们的参与、奉献和创造,他们开始重新抬起头来做人。1977年高考的恢复,知识分子的翻身,这都是时代转换的重要信号。但是,整个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高校等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一度弥漫着不平和怨气。那个年代,个体户率先成为富起来的人,刚刚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也都还是早期经济改革的受益阶层。“脑体倒挂”现象刺激着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顺口溜。 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人们在21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会发现变化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总体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19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有了天壤之别。也就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出现了高度分化,不再是以往那样的铁板一块,而是像散了一地的珠子,分别滚落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去了。其中,知识分子的上层进入了掌握最多资源、居于绝对优势的富人阶层,位居社会中心或接近中心,笼罩在鲜花、掌声、财富的光环之下。经济收入不上不下的知识分子还在挣扎之中,努力改善自身的处境,活得并不轻松。知识分子的下层则已被边缘化,生活处境与上层社会的奢华有着巨大的落差。 同在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地位也有很大差别,每个人因为追求、才能、人品和许多偶然的因素,处境可能完全不同。同是脑力劳动的职业,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的身份、地位、收入不可同日而语,担任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同样的学历、年龄、地域,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的人与在垄断性行业就业的人,不考虑灰色收入等因素,只看公开的经济收入就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同是作家,有人年收入上千万名列富豪榜,有人一年不过拿干巴巴的几万元工资。即便是同一所大学的教师,教授与副教授、讲师、助教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不同学科的教授之间,经济收入也是天差地别。有些大学工资收入的级差拉得很大,最高与最低的相差1 0倍甚至几十倍,还没有计算非工资性收入和其他好处。 可以说,职业知识分子这个人群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分化:从经济地位的两极化到思想上的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赢家通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些不仅是整个社会的现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现实。所以,我们很难单纯去谈论知识分子问题。简单地说,我们今天很难泛泛而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他们哪怕是同在一个单位,也可能相去千里。 知识分子的人性基础:背景的化和社会化的化 经济处境上的剧烈分化,反映在知识分子精神层面上的分化同样显著。过去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有关怀民族命运的传统,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很少有共同的利益,更无共同的精神目标、道义诉求。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嵌入了各个社会阶层,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最根本的是,在一个空前的物质化时代,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中国本来就有久远的实用理性传统,而这个时代把实用理性发挥到了极致。知识分子与商人、工人或其他不同分工的职业群体变得越来越相似,目光似乎日益短浅,唯利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