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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与刘世强教授 一、 弘一法师的文艺思想 洪一法师（1880-1942）俗称李叔叔，擅长书法和绿化。他擅长诗歌和慈海的节奏和戏剧。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专家和天才。1917年正月初八,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受居士戒,法名演音,号弘一。1918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日)于虎跑正式剃度出家,终生修律,重兴南山律宗,终为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守律甚严,出家后,只吃早餐与中餐,而且过午不食。他为人严谨,做事周全,思维缜密。在他的书信中随处可见他对细小事件的精细处理。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是弘一法师一向的文艺思想。丰子恺回忆道:“(李叔同先生)在杭州师范的宿舍里的案头,常常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嘉言懿行,凡数百条),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有一次叫我们几个人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来指出一节给我们看:唐初,王(勃)、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日: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1938年法师在致许晦庐的信中又提到:“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法师对大众说法时提出“念佛不忘爱国”的口号;在厦门战乱时不顾友朋远迁之劝而引“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诗句发愿为寺院护法,共其存亡,舍身殉教。 “导俗”是弘一法师出家后的教育宏愿,法师在《护生画集》后跋中说:“我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在厦门发现唐代诗人韩偓墓时法师异常高兴,特地拍照留念,还指导高文显完成《韩偓传》的写作,又说:“此书(指韩偓传)提倡气节,屏斥淫靡,亦且倡导佛法,实为益世之佳作”。 二、 研磨法,注重书法和书法的结合 幼年的弘一法师与当时的士子一样先学白摺小楷,他说自己摹刘世安所临文徵明《心经》甚久,还可能临过那时天津人习见的白摺小楷《昨非录》。所谓白摺小楷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所说的“应制之书,约分二种:一曰大卷,应殿试者也;一曰白摺,应朝考者也。试差大考,御史、军机、中书教习,皆用白摺。”十四五岁时弘一法师开始学篆书,还练隶书、大楷、中楷。在指导后学时他建议先由篆字学起,“先参看《说文》这一类的书”,“每日写四字,每字写数十次。写时宜提笔悬肘。如是,积日渐进,万不可以求急速。” 之后弘一法师致力于北碑书法,《李息翁临古书法集》刊载了法师39岁以前的部分临摹作品,有《石鼓文》、《峄山碑》、《天发神谶碑》、《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爨宝子碑》、以及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卷》。于《张猛龙碑》得力尤多。 出家后,弘一法师在继续汲取北碑营养的同时,他还仔细钻研晋唐楷书,如现存一幅法师50岁所书的《节录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四屏条》就具有鲜明的颜体特征。蔡冠洛回忆道:“据他(弘一法师)自己说,生平写经写得最精工的,要算十六年在庐山牯岭青莲寺所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含宏敦厚,饶有道气,比之《黄庭》。”《黄庭》即王羲之写的《黄庭经》。弘一法师在致堵申甫的信中也欣慰地说自己最近的书法“意在晋唐,无复六朝习气,一浮甚赞许。” 留心平时见到的书法作品也是弘一法师的一种学习方法。一次他在温州看到“震川文派”一联,认为雅思渊才,叹为希有,书法亦复娴雅,神似阴符。当他打听到作者刘肃平时,马上写信问候刘肃平并送上佛经四部。一次弘一法师在厦门看到某宅门联,认为书法神似东坡,是高士手笔。就致信高文显要他有空去看看,最好能询问一下撰书者是何人。当他发现广洽法师书法有一定造诣时,就写信给广洽法师说:“性愿法师处存有《三希堂法帖》(会泉法师处亦有),乞仁者借其中苏轼、黄庭坚两家之帖十数种,于暇时随意翻阅,自能得其神髓,不必临摹也。苏字东坡,黄字山谷,皆宋名臣。工文章诗词,并精书法。仁者所写之字,与彼等暗合,且有能得其神髓者。此是天才,非学力也。”从信中也可以看到弘一法师认真翻过这两部《三希堂法帖》。而且从信中还看到弘一法师的学习方法不必临摹,于暇时随意翻阅,自能得其神髓;及弘一法师对人品修养与书法的关系的看法。在给马冬涵的信中他自云:“又无论写字、刻印等亦然,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朽人之字所表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在给大众做书法讲座时弘一法师说:“如果佛法学得好,字也可以写得好的”。这句话不是法师泛泛而谈,他是真正体悟到的。1935年当叶青眼居士为“州人士多来求公(弘一法师)字,少来求法”而感到惋惜之时,弘一法师笑道:“余字即是法,居士不必过为分别。”在法师看来字即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