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性因素的几点思考.docxVIP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性因素的几点思考 自2000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因素》专栏以来，已经过去了两年。在这2年的时间里, 我们在这个专栏里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 另外还有许多来稿, 尽管也都很精彩, 也不乏真知灼见, 但限于篇幅, 未能一一发表。在此期间, 本刊编辑部还就“世界性因素”这一命题举行了2次专题讨论会, 参加的学者、教师和研究生将近100人次, 这2次讨论会的纪要也都由编辑部同志整理后发表在本专栏里。读者不难发现, 无论是在已经发表的文章里, 还是在面对面的讨论会上, 参加者围绕着陈思和教授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命题以及与此命题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展开了非常热烈、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几乎针锋相对的讨论。因此不妨说, 专栏所获得的成功不光体现在陈思和教授在这个专栏里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颇具独创性的学术命题, 它还体现在由这个命题所引发的关于如何开展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如何评价比较文学的主要方法论影响研究、如何厘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等问题的深层思考, 以及在“世界性因素”这个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一些具体个案的研究上。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 促进现代国内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概念 不可能就人类历史上一种“影响”的观念进行认定 正如陈思和教授本人所言, 他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一命题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思考。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一直在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 但经过多年的实践——又是编资料, 又是写史, 却发觉“成效甚微, 困惑益多”。他的困惑来源于80年代以来国内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相当流行的做法, 即“首先用大量实证材料考证中国知识分子接触了哪些思潮, 读了哪些书, 然后是作家如何接受传播者的影响, 如何调整自己的选择, 等等”。陈教授觉得, 通过这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太没把握了”。他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 指出, 一般研究者总是认为鲁迅受到果戈里、尼采的影响, 他们常见的做法就是拿出果戈里、尼采的文本, 寻找鲁迅所受的影响在哪里, 鲁迅的创造性又在哪里。陈教授认为, 尽管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没有错, 但是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在模仿影响中成长;二是这些研究资料完全不能说明《狂人日记》的创作是从哪里来的, 作者自己是如何创作构思的。由此, 陈教授发觉在传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即“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回声。世界在发信息, 而中国是在响应、接受、传播。”1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有一种观念在起作用, 即认定“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陈思和教授认为, 这种所谓的外来影响是不可靠的, 而那种认定“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的观念, 则是一个虚拟性的前提。他提出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命题, 正是针对长期以来我国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这种所谓的外来影响考证的“不可靠性”和这种认定“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的观念的虚拟性前提。他的观点是, “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被纳入世界格局, 那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接受, 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 (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响) 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 不管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否有直接关系, 都是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 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陈教授强调说, 在这样的研究视角里, “世界/中国的二元对立结构不再重要,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构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2 相应的, 陈思和教授对另一种与上述观念相类似的对中外文学关系的诠释也不满意, 那种诠释是: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 中国文学惟有在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 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3 不难发现, 陈思和教授追求的是, 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 不要再把中国文学描述成一个纯粹的、被动的接受体, 一个简单的模仿者, 一个西方文学潮流“影响”下的“回声余响”, 他要把中国文学放在与外国文学, 尤其是西方文学 (笔者以为) 同等的地位上进行研究。 陈思和教授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的宋炳辉副教授撰文指出:“作为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 中国20世纪文学与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主从关系, 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 这不是一种出自民族主义的一厢情愿, 而是在去除了西方中心主义阴影之后的对世界现代文化真相的一种揭示, 也是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学术眼光。”4在文中, 宋炳辉对“世界性因素”这一命题的现实意义更是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以往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影响’的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