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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岁时节日记录史 有人说“时间会有口头演讲。”时间具有民族性与地方性。在人文时间中有日常时间与特殊时间, 节日属于特殊的人文时间, 也是具有特定文化内涵、适应社会节奏的标志时间。中国地域辽阔, 历史悠久, 民族众多, 有着丰厚的节日民俗文化遗产, 节日民俗五彩斑斓。随着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 欧美节日与新兴节日成为新的节日景观, 节日民俗事象更趋纷繁复杂。而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文化趋同的当今时代, 民族节日的记忆与传承又面临着新变局。为了保存民族传统记忆, 为了重振民族节日, 我们应该对民族节日习俗进行全面的记录与描述, 而这是一件颇有学术意义与文化意义却又极艰难并不易被人看好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总得有人担当, 张勃、荣新两位就是这样的担当者, 她们为此付出了数年光阴, 最终给学界奉献出了一部厚重的中国节日民俗志。对于它的出版, 我觉得值得庆贺。 中国是一个重视史志的国度, 自南朝宗懔写作《荆楚岁时记》以来, 中国就形成了岁时民俗志的著述传统, 有关岁时节日的著述在中国史不绝书。岁时记的发明对于岁时节日研究来说是划时代的文化事件, 它使我们对于流动的岁时生活有了一个记录保存的合适形式。这种原创性的记述体例的建立, 在今天看来虽然似乎平常, 但它所具有的文化示范意义却彪炳千秋。自《荆楚岁时记》以来, 传统中国形成了岁时记著作系列, 有的虽然没有冠以岁时记的名称, 但在形制体例上亦属于岁时记系统。从唐末的《辇下岁时记》 (佚名) 《秦中岁时记》 (李淖) 、北宋的《岁时杂记》 (吕原明) 、南宋的《乾淳岁时记》 (周密) 、《岁时广记》 (陈元靓) 、元朝的《岁华纪丽谱》 (费著) 、明朝的《北京岁华记》 (陆启泓) 到清代的《帝京岁时纪胜》 (潘荣陛) 、《清嘉录》 (顾禄) 、《燕京岁时记》 (富察敦崇) 、民国的《北平岁时志》 (张次溪) 、《宛平岁时志稿》 (王养濂、李开泰合编) 、《春明岁时琐记》 (让廉) 等, 历朝岁时记构成了中国岁时节日记录史, 为我们今天研究传统社会的岁时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近代以来尚未有一部记述全国节日民俗的专门志书, 《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继承了传统岁时记的民俗记述传统, 重视时间的整体感觉, 注意节日的月度分布, 重视自然时令与节日的内在联系, 并将自然天时与人文岁时融通描述, 在体例安排自有其特点。我们知道, 月令是上古的时间制度, 它以自然节气的时序安排社会人事活动。这种月令制度曾经在东汉得到复兴, 但唐朝以后影响趋弱, 人们逐渐将时间重心转移到社会人文节日基础之上, 岁时节日成为日常生活的时间标记。但节日毕竟与节气有着或密或疏的关系, 所以在叙述节日习俗之前对月令进行描述是恰当之举。它既为理解本月节日习俗形态提供了背景知识, 又显示了人文节日与自然节律的协调关系。天时与人时的配合表现了中国人时间观念的特殊性。以《节日志》在第一章正月节日为例, 它首先介绍了正月的物候天象, 并引用《月令》的记述, 孟春之月, 此时“东风解冻, 蛰虫始振, 鱼上冰, 獭祭鱼, 鸿雁来”, “天气下降, 地气上腾, 天地和同, 草木萌动。”孟春所在之月是一年之首月, 该月节日异常重要。接着分述正月所有节日。《节日志》没有以传统的新年为叙述起点, 而是以四季之首的立春作为节日志的开篇。这显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选择。由此类结构安排, 我们就能获取时间年度运行的真实图景, 天时与人时的流动贯通, 铸造了中国人的天人相应的整体时间感觉。再以第五章记述五月节日习俗为例:开篇叙述月令, 五月, 即仲夏之月, 俗以为“恶月”。“是月也, 日长至, 阴阳争, 死生分。”在这“阴阳争”、“死生分”的月份里, 人们做事必须处处小心, 且多有禁忌。《礼记·月令》里就要求“君子斋戒, 处必掩, 身毋躁, 止声色, 毋或进, 薄滋味, 毋致和, 节嗜欲, 定心气。”“令民毋艾蓝以染, 毋烧灰, 毋暴布, 门闾毋闭, 关市毋索。”《礼记·月令》所记内容奠定了后世五月诸节日尤其是端午节习俗活动的基调。接着对五月中的重要民俗节日进行细致描述 (《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 第五章) 这样的整体描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节日志的特色。 节日民俗是民俗文化在特定时间上的集中体现, 节日复合了多种民俗要素,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写作节日民俗志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节日民俗诸要素的外在表现, 及其作为节日民俗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与节俗功能。因此对各种节日民俗要素的详尽记述是节日志的写作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考验作者理解与写作节日民俗的难点。面对复杂的节日民俗事象, 必须有一套适用的概念与自洽的处理方法, 从而将节日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全面呈现出来。《节日志》的作者在这方面有细致的考虑, 她们根据节日民俗的一般特性,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