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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乐象形》看中国电视的社会认同 2004年，中国的电视选拔节目开始了。瑶卫队最近发行的《超级女声》门票非常受欢迎，引发了观众的成长。当下“打开电视, 看选秀”成为一句毫不夸张的流行语。去年, 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合力打造的2009《快乐女声》, 再次将选秀节目的热潮推向了巅峰。是什么原因成就了中国的选秀节目呢? 笔者认为这是社会文化语境对于真人秀节目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认同”。所谓“社会认同”可以理解为与群体相关的认同, 是某个群体在社会化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形成的一致认同, 而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过程。在节目中这种“社会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大众文化的消费时代 伴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在我国社会经济领域的不断深化, 中国社会的文化风貌也随之发生改变, 我们迎来了以大众文化为特征的消费时代。我国的真人秀节目就是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联姻的典型文本, 兼具商品和文化的双重属性, 是注意力经济的产物。 1. 娱乐需求主要符合一般资料的满足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压力的加大同时也强化了他们对于消费文化的需求。人们不用再为吃穿发愁, 有能力让自身追求除物质以外的精神生活的满足。同时现代生活压力加大, 又让他们更倾向选择放松身心的文化消费品。据调查显示:“看电视是人们闲暇时间里占有时间最长的活动”、“绝大多数又将休闲娱乐看做看电视的主要动机。”(1)精彩刺激的选秀节目以其轻松娱乐的形式, 正好符合受众的这一需求动机。这种消费认同使受众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依托, 沉迷其中, 加大了娱乐节目的市场需求。 2. “三化”及基本前景 有需求就会有生产, 电视台的商业利润是通过高收视率取得的, 收视率的提高会带来广告商的青睐和商业成本的注入。哈贝马斯认为:“大众媒体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 并以此作为促销的手段。”(2)在商业逻辑下, 中国的各大电视台放下身段, 想方设法推出符合大众审美口味的娱乐节目, 以赢得大众的喜爱, 提高收视率。比如通过奖励机制和竞赛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火爆荧屏的《快乐女声》和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 最后胜出者将获得和著名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央视二套的《梦想中国》许诺冠军能够登上元旦晚会的舞台等。受众通过观看这些普通人“一夜成名”的真实故事, 在娱乐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价值的确认。 不分其此—大众话语权的回归 巴赫金认为:“在狂欢的广场上, 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和社会隔阂背景上, 人们之间这种不分彼此、不拘形迹的自由接触, 异化暂时消失, 人回归到自身。”(3)真人秀节目刚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众生平等的狂欢广场。 1. 视觉文化去理解的文字符号转化为图像符号 “电视是一个掀开权威神秘面纱的大众媒体”。一方面, 相对于使用文字这一抽象符号的印刷媒体, 电视节目由于把原本需要知识文化去理解的文字符号通过电视的视听属性转化为图像符号, 让事物以本来的面目示人, 对于受众的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要求相对较低, 更容易让受众接受。另一方面, 电视把所谓的权威精英暴露在前台, 受众可以与他们进行可视可感、比较直观的交流, 减弱了距离感和神秘性, 让观众更真实地意识到权威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2. 《加油?好男儿》 真人秀节目在消解权威性的同时, 把电视节目关注普通人的趋势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 真人秀节目对于参赛选手仅仅有性别和年龄上的限制, 没有其他门槛:如《快乐女声》、《梦想中国》只要求选手年满18周岁, 《加油!好男儿》仅面向男性参赛者。镜头面对的是普通大众, 不问出处、不问专业水平, 每个人都有“秀”一把的机会。因为参与者是普通人, 和受众没什么区别, 受众的身份被认同, 拉近了距离, 他们更愿意看下去。其次, 去留由观众决定, 评委无法左右最终的结果。观众通过短信、电话、网络等投票系统被赋予了表决权。“喜欢谁就把谁留下”, 受众用自己的行动来决定选手的去留, 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积极的参与感提升了观众观看电视节目时的心理体验, 赋予了普通观众的话语权, 使受众从私人空间走入被精英阶层长期把持的公共领域。 从性别上看,女性是电视受众的主体 《电视看客:调查中国电视受众》揭示:“从年龄上看, 老人和青少年看电视的人数较多, 15~19岁的青年人看电视以休闲娱乐为主, 而30~39岁年龄的人看电视以了解信息为主;从性别上看, 女性是电视受众的主体, 更关注娱乐节目。”(4)由此可以看出, 电视娱乐节目的受众构成主体是青少年观众, 并且其中以女性居多。 1. 自我意识的激发 与当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伴随的是中国社会经济逐步市场化、商业化、国际化。他们有着巨大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潜能, 已经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消费市场。他们崇尚对名牌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