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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移民的移民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移民活动不断开展，并呈现出黄河和流域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扩张的总体趋势。在完成了初入侨居地过渡期后,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在移植并推行祖籍地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同时,还积极发挥外推力作用,通过兴学校、开科举、教学术、传宗教、移风俗、参政务等方式传播先进文化,改善边疆地区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甚至促进当地形成了新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从而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人文影响。 一、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溯源 人作为有着自主意识的高级动物,观念的先进与落后往往决定了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人类从野蛮经过开化至文明之发展路径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冲击至关重要。由移民活动带来的先进文化能够促进思想观念的改造和更新,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开化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少数民族移民入居三地 由于相对于边疆地区民众,汉族在生产、科技、文化等方面具有先行的领先地位,因而随着汉族移民前进脚步向外播撒的汉族思想文化,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开发、开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原为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据《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部》以及《统部·户口》等官方文献,在康熙五十二年(1 7 1 3年)其人口9 0余万。经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近百年里汉族移民大量涌入,到嘉庆二十五年(1 8 2 0年),该省人口达4 4 9万余,较原来增长5倍。随着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后,当地重农轻商、重农轻工观念获得极大的改变。此时该地区商业资本开始活跃起来,各地普遍在交通比较便利之处增设定期集市,造成了到处遍布大小圩场、街市之类交易场所的局面。滇西大理“三月街”就是其历史遗存之一,至今仍然负有盛名。汉族移民活动使得当地民众旧有观念结构破裂和新观念逐渐成长,对当地生产力发展的推进作用非同小可。因为上述商业活动具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因素,所以它们既推动社会生产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使农业生产朝着商品化方向发展,从而加速了当地传统封建经济的解体进程,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此前历代不可比拟的辉煌业绩。 2、 增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上世纪西方社会的传承 经济的发展繁荣,可以为改善民生质量提供一部分物质基础,而关于改善衣食住行等先进技术的引进和使用,才可能使得提升民众日常生活质量的物质依托有了现实性。如多彩多姿的中国传统民居折射出我国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差异巨大的显著特点,也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改造和利用自然、适应周边环境的生动体现,还是不同民族建筑文化之间互相学习借鉴的一个结果。云南的民居异彩分呈,并往往可以窥见汉族移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14世纪前后,不少屯军汉人驻扎在云南南诏一带,将祖居地文化向周边其他民族传播。因而不仅现今云南白族民众大多通晓汉语,并将其作为与其他民族的交际工具,而且白族工匠也吸取丰富、先进的中原建筑艺术,并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白族民族建筑风格,提升了当地民众的居住质量。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喜洲,其民居建筑均为独立封闭式的住宅,有点象北京的四合院,其建筑风格往往令现今许多汉族民众产生莫名的亲切感。这种经过汉族建筑艺术同化的白族民居是一种经过吸收和融合的新创造,浓缩、萃取了汉族和白族的建筑文化精髓,绘出了一幅具有融和与保留双重特质的历史文化画卷。 3、 少数民族移民文化传播之加快了路,成为了职业居民 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姓氏具有很强的文化意义。“姓”源于母系社会,属于为区分血缘而发明的人群识别符号,班固等人撰集的《白虎通义·姓氏篇》指出其基本作用为“远禽兽,别婚姻”。“氏”原为古代贵族的标志和宗族系统的称号,中国从夏朝中期开始“氏”成为“姓”的支系,表示某些族类群体的历史功勋和社会地位。中华民族姓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折射出汉族移民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黎族是聚居在海南省的土著少数民族,唐代就被朝廷纳入行政管辖之下,开始与外来汉族民众相处共生。由于汉族移民逐渐增多、封建郡县制不断加强,黎族在宋朝就已出现汉化现象。宋代赵汝适在《诸番志》卷下《海南·黎》中记述:“黎之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止于王、符、张、李数姓,同姓为婚。”明朝中后期,大多数黎族人有了汉族姓,而且原始黎族也产生了人文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以居地处与郡县治所远近来划分,“去省地远者为生黎,近者为熟黎”,而且也以其接受汉文化影响深浅程度作为标准,“生黎居深山,不服王化,不供赋役,足迹不覆民地”,熟黎则“开险阻,置村峒,外连居民,慕化服役”。透过这类改用汉姓、生熟之分等现象,既可以看到海南黎族原始社会氏族文化模式更新的一段进程,也可以视为黎族民众归化于汉文化的一个结果。 二、 不同民族之间的尚种差异是一个特点 风俗习惯指在社会文化系统中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一个地区里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