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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的价值取向与改革方向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项经济改革建议。(1)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夕, 笔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的论文(2), 旨在倡导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推进中国经济的“深度市场化”进程(3)。此后, 由于种种原因, 进展并不如人意。笔者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专著《包容性改革论》中(4), 又对新阶段全面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5)。其中, 在经济改革章的标题写道:“包容性体制的经济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并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为什么十余年后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什么新的诉求?在实践中, 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如何使民营资本进入“铜墙铁壁”般的垄断性行业和特许经营领域?本文拟对此进行再探讨。 《经济制度》材料一:“从“生产”到“更高”。一个 十多年前, 笔者论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主要着眼于微观经济的产权结构角度。在传统体制中, 整个社会所有制结构和作为微观基础的企业产权结构, 都具有一种“反混合”特征, 具体表现为“三性”:一是“单一性”, 即把中国经济看成“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 将非公有经济视为与公有制经济格格不入的“异已力量”;二是“封闭性”, 即把社会所有制结构和企业产权结构看成是一种封闭的系统, 排斥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渗透, 彼此之间的融合更谈不上;三是“凝滞性”, 单一性和封闭性的结果导致产权流动和交易的僵滞, 这在国有产权体系中表现尤为突出。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主要就是针对上述“三性”而言。(6) 拙著《包容性改革论》(7)其核心思想是“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而且试图把它贯穿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五环式改革”中。具体来说, “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寻求各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寻求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文化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寻求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制度”(8)。 如果说, 十年前笔者主要是从微观产权结构视角来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话, 那么, 十年后的今天, 则从“包容性体制”这一更高的层面、更宏观的视野, 来发掘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混合所有制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路径之一 当今世界两大主流十分明显:一是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 人类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机制”(9)。二是公平正义。民众这方面的诉求极其强烈。从制度设计来说, 应建立一个带有包容性的“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 中国现在有两个“苦于”:一苦于市场经济不发达, 经济改革尚未到位;二苦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等。因此, 必须做到两个“互不排斥”(市场化不能排斥公正化;公正化不能排斥市场化), 而且还要“内在融合”。 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市场化与公正化“内在融合”的经济体制?就中国来说, 既然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 而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这样一种包容性经济体制, 在财产关系上就需要一种带有包容性的经济形式与之适应。 那么, 这种带有包容性的经济形式是什么?笔者认为, 既不是单一国有制, 也不是单一私有制, 而是在“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兼容”的基础上, 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就是一种新的有效的财产组织形式(其中, 是否孕育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需观察) ,从而有利于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相互融合。这种“统一性”不是外在的统一, 而是内在的统一。 基于此, 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曾专门论述混合所有制经济, 其中包括:《包容性经济体制的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性破垄”:新阶段垄断行业改革新思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摆脱“斯大林模式”》, 以便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的主要支撑。 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社会共生”。据外部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企业 “社会共生”这一概念是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并阐述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阶段。社会已开始分层, 甚至有逐步固化的趋势。分层与固化, 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为避免社会严重分裂, 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共生共存共富之路, 便成为当务之急。(10) 哪种财产组合形式更有利于“社会共生”?这就需要研究利益关系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 中国社会和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已经“多元化”。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