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docxVIP

陶瓷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陶瓷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和精神载体。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即与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缘,2千年来中国佛教从造像、法器、供器到普通的日用器皿,均与中国陶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古代,大量的佛教艺术品采用了陶瓷材料制作,由于陶瓷材料具有易碎的特性,绝大部分未能保存至今。不过,陶瓷制品也有耐酸碱、耐腐蚀、易清洁等特点,使之仍较漆、木、竹、丝、棉等材质的艺术品得到了更好的保存和更多的流传。从传世和出土的陶瓷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东汉以来各个时期的佛教艺术品,自成一体,承传有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关于陶瓷与佛教的关系,以往学界已有所论述,但多为个案介绍分析,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笔者试将数年来在学习陶瓷史和佛教艺术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有关材料作一梳理,仅就陶瓷佛教造像这一专题作些探讨,以抛砖引玉,并求教于方家。 一、 国、西晋时期的佛像 已知最早的陶佛造像是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东汉钱树座上的一佛二菩萨,这是东汉佛教图像中特征较为鲜明、造型较为完整的一组佛造像。佛在中间结跏趺坐,高肉髻,右手施无畏,两侧为胁侍菩萨。这组造像看似粗简,似率意为之,却具备了佛像的典型特征,它与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墓出土的钱树上所铸五尊铜佛像、绵阳双碑白虎崖墓钱树铜佛像及沂南画像石立佛像、四川乐山麻濠和柿子湾崖墓坐佛像代表了东汉时期佛教造像水平,对于研究中国早期佛教意义非同寻常,已引起有关学者的重视。 东汉以后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日常生活的渗透超过以往。三国、西晋时期陶瓷佛造像显著增多,主要见于丧葬用的冥器谷仓罐上。谷仓罐也称魂瓶,三国、西晋时期流行于江浙一带,内装谷物置于墓室中,意谓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它的形制由汉代冥器五联罐演变而来,早期谷仓罐的肩部置四个小罐,其间堆塑楼阙、人物、鸟兽等。三国吴末期,四个小罐渐收小,仅作局部装饰,以至消失,而堆塑的楼阙、人物等形象相应逐渐突出,堆塑楼阙由单层发展至三层,所塑形象也趋丰富,因此谷仓罐又被称作堆塑罐。谷仓罐上堆塑的形象以反映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动物、建筑等造型居多,还有各种祥禽瑞兽及神仙、佛像也位列其中。有的佛像堆贴在罐腹部,与铺首、仙人、瑞兽等相间组成装饰带。谷仓罐上佛像数量多寡不一,少则一二,多则数十尊。如三国吴黑釉陶谷仓罐,上部堆塑的二层楼阙间均贴塑一周佛像,上层11尊,下层17尊。罐腹部还贴有佛像,与铺首、鱼相间。西晋青瓷谷仓罐有三层堆塑,上层为双重楼阁,中层塑门廊、双阙,还立有龟趺碑,碑额阴刻:“再福”,碑身三行铭文:“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碑两侧有佛像、人物共5身。其下层塑佛像人物共21身,罐腹部贴塑的鱼、朱雀、神兽间也有佛像。出土于南京甘家高场的西晋陶谷仓罐最上层满塑佛像,下层楼阙间和罐身均塑佛像。这类堆塑谷仓罐有不少是出土于纪年墓中,对于研究三国孙吴、西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有重要的价值,因这一时期南方其它材料的佛教造像传世较少,这类陶瓷佛造像显得尤为珍贵。 除陶瓷谷仓罐上堆塑佛像外,三国、西晋时期南方的日用青瓷器上也常见堆贴的佛像。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均有出土,这些佛像多出现在器物的肩、腹部,与当时青瓷器上常见的铺首衔环和模印几何纹结合构成装饰,如1990年浙江绍兴出土的三国孙吴青瓷罐就采用这种装饰形式。与谷仓罐不同的是这些青瓷器是随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非特制的冥器。谷仓罐上塑佛像与东汉钱树座上的佛像意义相近,反映了民间是把佛与其它神仙、瑞兽一样当作崇拜的偶像,以求卫护,如前述黑釉陶谷仓罐上的碑文所示,富于宗教意味;而青瓷日用器皿上的佛像则不同,更多地具有装饰意味。表明佛教艺术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佛不仅是高高在上的供人膜拜的偶像,也被作为如铺首、朱雀一类的装饰。如1964年湖北鄂城西山出土的西晋唾壶,一尊佛像和骑兽仙人、朱雀、铺首等距离地相间贴塑在壶腹部的网纹装饰带上。1958年鄂城西山出土的三足樽腹外壁四尊佛像与盘龙形兽相间排列在菱纹装饰带上。青瓷樽是仿汉代青铜樽的形制,原作酒具。佛教禁酒,酒具上出现佛的形象按理是不应当的。唾壶上饰佛像也显得不够恭敬。这说明当时民间对佛教的认识还很有限,对佛像不像后来那般尊崇膜拜。 三国、西晋时期青瓷器上的佛像多为贴塑,有时一件瓷器上的多尊佛像均为同一模样,显然这是用印模制作的结果。堆贴模印装饰是这时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手法,只有少数青瓷运用彩绘装饰,1983年南京中华门外长岗村出土的一件盘口壶采用釉下褐彩装饰,可贵的是壶肩部双耳之间堆贴4个对称的铺首和2尊佛像,壶腹部绘12个持节羽人,这组被称作“魂神升天图”的画面与堆塑佛像共处,是当时民间将佛教与道教杂揉一体的体现,也说明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无论是堆塑罐上的佛像,还是日用青瓷上的佛像,虽然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