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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院经济的兴衰与社会影响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实施了佛教复兴政策，佛教迅速繁荣。据载, 开皇、仁寿年间 (581-604年) 剃度僧尼达23万, 建造寺院3792所, 抄经46藏132086卷, 整理经典3853部, 造石像106580尊, 修复旧像1508940尊 (P155)。随着佛教的复兴, 佛教寺院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 此后的整个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都相当活跃。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以下因素促成的。 一、 并施弘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隋唐时期, 大部分帝王都信奉佛教, 他们不仅对各个佛教寺院或僧尼大肆赏赐, 而且要求各地方官对佛教寺院进行扶持。开皇初年, 隋文帝下令向和尚昙崇所主持的寺院赠送“绢一万四千匹, 布五千端, 绵一千屯, 绫二百匹, 锦二十张, 五色上米, 前后千石” (P568)。与此同时, 皇后也施送“钱五千贯, 毡五十领……” (P568)。开皇六年 (586年) , 隋文帝向昙延和尚主持的寺院“送米二十车;未几, 帝又遗米五百石” (P4894)。开皇十三年 (593年) 12月8日, 隋文帝立疏文道:“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皇后施绢亦十二万匹。” (P809)在兴寺寺主不空一人名下所得代宗赏赐“绢类2280匹, 约等于1140名丁男一年的调绢。瑞锦褥十二领和绣罗幡三十二口, ‘价值千万’。就按一千万算的话, 约等于13193名丁男一年的全部赋役额。……造文殊阁赐钱三千余万。按三千万算, 约等于39587名丁男一年的赋役额……仅绢类、锦褥罗幡和银钱三项的不完全统计表明, 至少相当于58700多名丁男一年的赋役”。不空还被封为肃国公, 食邑达三千户。 (P61)其他皇帝对他的赏赐及寺中其他僧人所得赏赐均无法统计在内, 可见, 仅大兴善寺所得赏赐就远不止这些。晋王杨广给长安清禅寺“送户七十有余, 水硙及碾, 上下六具, 永充基业” (P697)。大量的赏赐不仅在政治上抬高了僧侣的地位, 也是对僧侣社会活动的极大支持。帝王们的大量赏赐使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纷纷仿效, 为了求得佛的保佑并赚得一个积德好善的好名声, 他们也慷慨解囊, 向寺院施舍大量钱财。唐太宗时期, 三阶教化度寺、福先寺每年四月初四由天下仕女施财, 所施钱绢以大车载运。由于三阶教大肆聚敛财富, 玄宗时终于下令禁绝三阶教并没收三阶院。 二、 寺院经济地位 寺产收入是寺院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 而在寺产当中常住田最为重要。常住田永远归寺院所有, 大部由朝廷赏赐或官吏、富人们布施捐献。如隋文帝下诏要求“于诸州名山之下, 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 (P809)。唐朝初年, 少林寺因帮助唐太宗平定王世充有功, 赐田40顷, 水碾1具 (P44)。唐高宗总章二年 (669年) , 大兴善寺失火, 佛殿被毁, 高宗下令重修佛殿, 并为寺院扩地20亩 (P19)。赐田与兼并, 到武则天时期, 已有人惊呼“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 (P5)在唐代均田令当中规定, 僧受田30亩, 尼20亩, 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武宗废佛事件中, “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 收奴婢为两税户者15万人” (P3558), 即是寺院广占田宅的明证。著名的寺庄有:嵩岳少林寺田碾四所;天台山国清寺, 大和中置寺庄田12顷;登州文登县赤山法华院, 庄田年得米500石;淄州长山县长白山醴泉寺, 有庄园15所;陇州大象寺, 管庄7所, 地53顷有余。 常住田大多出租, 也有一部分由僧人自己耕种。武周至玄宗时, 多数大寺院均有佃人。所以, 寺院除僧尼外, 还住着童子、沙弥、奴婢等, 从事经济生活。仅以僧尼数目来说, 小寺院有二三人, 大寺院可达300人, “大兴善寺挂籍者人数多时常达千人以上, 人数少时也不会低于三百” (P62)。如加上寺中种田和干杂役的其他各色人等, 则寺院中的人数就远不止此数。僧侣成为穿袈裟的门阀地主, 是大批荫户的占有者。为了管理好人员众多、机构庞大的佛教寺院, 武德九年 (626年) , 律宗大师道宣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 对寺院经济制度进行规范。他将寺内财产分为“佛物” (供养佛的寺属财产) 、“僧物” (养众僧的僧团共有财产) 和“法物” (经、像等财产) 。僧物又分为四种常住, 占首位的“常住常住”包括田园、碾硙、车牛、仆使。在寺内干杂务的净人分为上下两等, 上等净人供给衣食, 下等的则不供给。临时雇来的客作人, 雇全日者量工作直, 中途退走者仅给食一顿, 不与作直。这是本时期佛教寺院雇用杂役的明证。道宣又撰《量处轻重仪本》, 把寺院劳动者分为三类: (1) 奴婢贱隶, 其子孙及生活资料都归入常住, 即作为僧团共有财产。 (2) “施力供给”, 即由布施主遣送或本人投附要求庇荫的劳动者, 又分终身性与非终身性两类。 (3) 部曲客女, 其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