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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资助科技项目成果转化的法律调整 据统计，2008年，中国的科研投资（r-d）达到4570亿元，科研投资强度（r-d）达到1.52%。922个科技支持计划和1205个863计划的主题。不过,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目前仅有约20%, 而作为承担政府资助科技项目的重要主体的高校其科技成果转化率尚不到10%。调查发现, 内在动力机制不足、外在经济载体缺乏、社会投资机制不畅、传统体制惯性束缚等有关“瓶颈”问题都是制约政府资助科技项目成果转化的重要根源。 1 成果的“外溢”与创新 所谓政府资助科技项目, 是指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我国新修订实施的《科技进步法》增设第20、21条, 借鉴移植美国《拜杜法案》的法律调整机理, 将政府资助科技项目所形成的成果 (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 的知识产权授予其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 并赋予其项目承担者及时实施其知识产权的义务, 同时鼓励其知识产权的首次境内使用并禁止其向境外转让或许可独占实施, 这一规定在我国首次从国家立法层面上确立了借助知识产权管理的利益分配杠杆以促进政府资助科技项目成果转化的法律调整模式。不过, 其法律调整机理却是随着创新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才逐渐得以揭示并日益趋于成熟的。 20世纪中期以来, 早期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大体经历了线性模型 (50至60年代) 、环节互动模型 (70年代) 、以厂商为中心的模型 (80年代) 等若干阶段。与此相应, 有关促进科技创新的立法政策也大体经历了科学研究政策 (50年代至70年代) 与产业技术政策 (80年代) 等阶段的演进。科学研究政策阶段深受科学推动模型的思想影响, 突出科学研究对于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认为科学共同体从事基础研究的成果不断“外溢”, 从而为从事应用科学研究工作者所用, 而应用科学研究成果又进一步为产业界所接纳并使之物化为商品, 进而通过产品生产、包装并推向市场而向全社会扩散。在此思想指导下, 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科学基金法案》, 对基础科学研究大量投资, 其基础科研经费逐年大增, 大量科技投入使其处于世界高科技顶尖水平。此间不仅美国政府而且其工商业界也采取了投资基础性RD活动的政策, 如福特、IBM公司等企业纷纷创建实验室从事基础科学研究。 然而到70年代末, 美国发现其基础科研成果的增多并未带动其高科技工业发展, 其科研优势并未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 其世界市场优势地位不断下降, 国际竞争力明显减弱。究其原因,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由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其产权由政府拥有, 因而以大学为主的基础科学研究部门缺乏进行成果转化的动力, 同时因有关技术转让的联邦法律比较复杂, 产业部门也难以利用其政府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 以至于美国政府到1980年拥有2.8万个由政府资助而产生的专利, 但通过许可使用而得以产业化的专利数量却仅占5%。可见, 基于科学推动模型思想影响下的科学研究政策显然过高估量了非商业性研发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忽视了市场在创新中的重要地位。于是, 一些经济学者转而关注研究以厂商为中心的技术创新理论。以厂商为中心的技术创新理论最初主要关注企业内部研发活动对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 后来转而扩展到研究厂商之间、厂商与供应商之间等企业与外部市场的互动关系。事实上, 早在20世纪初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便指出, 创新并非是技术发明本身而是其首次商业化运用, 随后还有一个创新者私人利益向社会利益转化的技术扩散过程, 此即所谓“发明——创新——扩散”三阶段。直到70年代以后, 被“重新发现”后的熊彼特才被人们捧为创新研究的鼻祖, 其强调对实用知识的生产进行投资的思想始受重视。而随后的进一步研究也表明, 创新并非源于单纯的科学研究的推动或是单纯的技术开发的驱动, 还有一个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模型, 科技成果的商业转化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对市场需做作出快速响应的创新机制。因此, 美国自1980年颁布《史帝文森法案》与《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 等一系列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法令, 特别是对政府资助完成的科技成果的归属、转化与应用作出了有利于激发其从大学与科研院所向产业界进行转移的鼓励性政策, 一改以往按“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将政府资助完成的专利归属政府而抑制科研人员申请专利和技术转移积极性的不利做法。在此法律调整模式下, 美国高校拥有专利数量占全美专利总量由1980年的1%增加到1990年代后期的3% (不包括一些非营利机制的专利数量) , 据美国高校管理者协会调查估计, 高校专利授权活动给美国经济增加了248亿美元的收入。 从法理上看, 法律作为立法者主观意志的反映虽属“应然”范畴, 但立法者需要揭示法律调整对象的内在规律并对其客观规律的“实然”范畴做出正确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