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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产权改革30年目标、理论依据和主要措施 一、 改革30年的成就 30年来，国有产权改革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最初的分权、配权、权利改革到经济有效改革开放，可以说，30年的改革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引入了失败的教训。根据30年来各个阶段的改革目标、理论依据和主要措施上的重大区别, 可将国企产权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扩大企业自主权 中国国有企业演化到20世纪70年代, 已经充分暴露出其缺陷, 本应归企业行使的各项权利被高度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 企业成为行政的附属物, 严重抑制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 企业缺乏活力。在这种情况下, 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由此进入第一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这一阶段采取的主要做法包括扩权让利试点、实行经济责任制、实施利改税改革。 2. 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生员,并具有自己的组织主体和新型企业 经过第一阶段放权让利的改革, 国企活力有了一定的增强。由于许多扩权措施没有落实, 特别是由于这些改革本身的局限性, 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并没有真正活起来。针对这一问题, 党中央和政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29~135; 1987年3月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改革的中心是完善企业经营机制; 1991年9月, 中共中央会议制定了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等20条措施, 以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 1992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规定国有企业享有14条经营权。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转换经营机制阶段。这一阶段采取的主要做法包括对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对国有小型工业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 对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股份制试点。 3. 大规模或不规范 国企的第二阶段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初, 公司制企业已经发展到很大规模, 但却很不规范。为此,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这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第三阶段: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实施战略性改组为特征的改革阶段。 二、 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作用比较有限 在当代经济学看来, 产权是极其重要的。 产权制度决定了人的行为, 也决定了经济绩效, 因而改变了产权制度也就改变了整个经济系统。因此, 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就是产权制度的重构。 从上面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出, 国企的产权改革是渐次推进的, 这种改革路径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整体改革的特点——“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改革的过程是人们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和政治阻力不断下降的过程。国企改革的实质是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提升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但这种调整既涉及国家、 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再分配, 也涉及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问题。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更根本的东西, 改变起来更为困难。因而企业改革最初是从界定国家与企业间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开始, 没有触动所有权。这就是最初的放权让利和利改税和承包制。但是, 这种界定是不完全的, 并且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和保护, 因而其作用比较有限。例如, 从使用权来说, 一方面, 国家并没有放开全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另一方面, 国家也可以随时收回下放的经营自主权。况且, 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 即使下放的权利, 企业也不敢充分使用, 重要的决策没有上级行政机关的批准, 企业不敢决定。从收益权来说, 且不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收益权并没有界定得很清楚, 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收益权得不到保证, 国家在企业之间仍然具有平调权 (利改税后的“调节税”就具有这种性质) 。结果是“鞭打快牛”, “劫富济贫”, 使“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没有根本改变。这种情况诱发了企业的寻租行为——不是通过努力生产来增加收益, 而是通过与政府讨价还价来增加收益。这就不仅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 而且为以后国家与企业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博弈开了先河。 以承包制为例, 承包制将企业资源的使用权、 收益权有期限地界定给企业经营者, 经营者倒是有了完全的使用权或经营权, 但收益权却得不到保证。后来虽然提出了“上不封顶, 下不保底”的口号, 但执行起来又打了折扣。同时, 由于制定科学的承包条件成本极高, 因而企业仍然可以通过谈判, 降低承包条件, 以增加收益。“这种‘包盈不包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