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中商人的形象.docxVIP

《史记货殖列传》中商人的形象 《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如鲁迅所说，它是“历史学家的独立，没有押韵的莱西”。但是,它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卓越见解,历来却不见评述,或者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也是厌薄货殖的。明朝人陈仁锡就说:“一篇总是厌薄货殖以讥讽当世。”(见桐城先生点勘《史记·货殖列传》附后评语)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大都厌薄货殖。孔子批评其学生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秦汉之际,把经商贬为“末”业,与农之为“本”相对称。汉高祖更用法律规定“市井之子不得仕”,“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司马迁撰写《史记·货殖列传》却能超出时代偏见,给货殖以赞誉,这是难能可贵的。 一、 地下国家的商人 货殖就是经商的意思,有时指代商人。商人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者有多余的产品拿出来交换时出现的。历史赋予商人的使命,就是互通有无。恩格斯指出:“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进一步分工,同时发生了愈来愈多的直接用来交换的部分劳动生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得各个生产者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从而也就“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经营生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①1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商人所起的这一历史作用,他在《货殖列传》里对货殖的评价,就流露出这一唯物史观的素质。 第一,司马迁明察到货殖的倡盛是同物质丰富、生产力提高紧密相连的。作者对生产落后的楚越论述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②,果隋赢蛤③,不待贾而足”,所以楚越之地“无积聚而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论述到生产比较发达、物资比较丰富的关中地区时,他说,关中之地“膏壤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那里的人“好稼穑,殖五谷”;同物产丰富的蜀、陇地区交界,“隙蜀、陇之货物而多贾”。《货殖列传》还记述蜀卓氏的事迹:卓氏的祖先本来是赵国人,后来秦灭了赵国,迁徙他们到外地落户。同时迁徙的人都不愿远徙,卓氏独不然。卓氏说:“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④,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秦统治者同意了卓氏的请求,卓氏就迁到了蜀地汶山之下,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财产可与国君相比的大富商。 第二,司马迁洞察到历史赋予商人的任务。商人的出现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为前提的。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他们生产的产品不同,但又是他们生活之所必需,因此就必须互通有无,由商人肩起这付担子。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商人的任务也就愈来愈繁重了。恩格斯曾经指出:商人的任务,“现在已经不仅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并且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上去”⑤2。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也同样提出了商人的这一任务。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生产的物资不同,但又是人民生活之所必需,因此,就要靠商人来进行运转。他说:“山西饶材、竹、谷、⑥、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⑦、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⑧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由此可见,司马迁是把商人的作用与工人、农民、虞人同等看待的。他又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⑨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第三,司马迁还认为,经商必须懂行,要有清晰的头脑,要精明强干,明供求,通行情。事实上,很多商人就是靠“推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而致富的。因此他指出:“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列举了很多善于经商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白圭能够“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他还善于观察天象,判断明年是丰还是歉,来决定买卖些什么。所以,后来白圭终于成了一个大富商。还有宣曲任氏,在秦国败亡的时候,“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不久,楚汉相争,在滎阳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以致“民不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白圭是靠观察天象,判断明年是丰还是歉,来决定买卖些什么;而宣曲任氏则是靠分析时局,预测今后是治还是乱,来决定取舍些什么。这都说明,经商必须具有清晰的头脑,要善于分析判断。 以上三条,概括了《货殖列传》的基本内容,每一条都是在赞誉货殖。而作者的自白就更具有说服力,他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⑩3。这段自白,括其要不外乎:一,商人出身“布衣匹夫”,地位是低下的;二,商人的业务,一不害政,二不害民,对国家对人民是有益的;三、商人的经营手段,是“取与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