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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白马篇》中的儒家精神 曹丕的文学成就被称为“建安之冠”。他的生活经历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黄初曹丕的登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无论在后期还是早期，他都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最具文学意味的是诗歌。最能代表他的文学成就。他在诗歌中塑造了大量鲜活的艺术形象,如游侠儿、京洛少年、游子、弃妇、思妇 以及“昆仑是我宅”的仙游者等,这些形象情态各异,个性鲜明,但却又有着内在的情感同一性即传统儒家精神,体现着曹植的儒家人格,是一种“似我非我、非我是我的新型诗歌艺术形象”。 传统儒家观要求人们明君臣父子之秩,守仁义孝悌之礼,积极入世,佐君治民,关心民瘼,为国家之大业而舍一己之私情私事,甚至达到为国家大业而不惜牺牲名声与性命的高度。这种追求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生命动力,使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普遍的“兼善天下”之志,有一种天下苍生的仁者情怀。建安时代,虽然经学体系已经崩溃,但这种积极入世的理想主义精神仍然在士子们的血脉中流淌。曹植就是这类士人的典型代表,本文拟从诗歌的角度来探究曹植这种儒家精神的内在态势及其所蕴含的意义。 一、“幽并游侠儿”的昂扬。曹植自幼天资聪慧,才思敏捷,“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 陈寿《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以过人的才华受到父亲曹操的宠爱。而“生乎乱,长乎军”(曹植《陈审举表》)的成长经历使他饱尝战乱频仍之害,倍感生民百姓之苦,因此曹植自少年时就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希望能像父亲曹操那样建功立业,扫平战乱,拯民于水火。纵观曹植诗文及其生平可知,他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曹植《与杨德祖书》)。曹植的锐意进取精神时时充溢在他的诗篇中,《白马篇》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昂扬斗志和万丈豪气。 这首诗为人们刻画了一个神采飞扬的青年爱国者形象:他武艺高强,可以“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他精神饱满,面对敌情气势如虹地“厉马登高堤”;他能力强大,能够“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总之,这是一个在战场上声名显赫、骁勇善战又奋不顾身的少年英雄!满怀壮志,精神饱满,武艺高强,潇洒自信,这不正是曹植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吗?全诗色彩明快:奔驰的白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色鞍鞯,高堤上立马长啸的战士,和诗内诗外隐含的惨烈的厮杀场 弃旧爱,君岂若平生”的悲伤。曹植在创作时传神的把自己的处境和心态凝聚在他的抒情主人公的身上,使得这些女子有了更深沉、更真挚、更动人的思想感情,从而也更鲜明生动,更具感人的力量。 虽然像一个被遗弃的女子那样自怨自艾,但子建却几乎从不把矛头对准他的君主。结合史料我们可知,曹植有几次都差点招来杀身之祸,但即使如此,他几乎没有抱怨过君主,而是主动地为他的君主开脱。在《赠白马王彪》中他抱怨的是当路的豺狼和颠倒黑白的苍蝇:“鸱枭鸣横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在《乐府·胶漆篇》中,他指责的是献谄的小人:“胶漆至坚,浸之则离。皎皎素丝,溺色染移。君不我弃,谄人所为。”这首诗可以很直接的表明曹植的态度,自己与君主的关系就像胶漆一般,极为牢固地粘在一起。但是小人的离间却使得兄弟分离,君臣离心。这一切,并不是君臣二人的过错,所有的责任都在谄媚小人身上。在《当墙欲高行》中他依然在为他的君主开脱:“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甚至认为只要自己能够面君恳谈,一切的离间都会不攻自破。他象一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先贤一样,不愿置君主于不仁不义之位,自动而又一厢情愿地为君主开脱罪责。这与古之贤臣不以个人得失怨上的传统极其一致,如屈原之于楚怀王,贾长沙之于汉文帝等等尽皆如此。他们恪守臣道,为国家政治大事,勇于犯颜直谏,但于个人一己之私怨,则绝不构怨于君,哪怕贬至江湖之远,仍然心存魏阙。曹植所恪守的也正是这样的儒者之道。而且,由于与君主的特殊关系,作为弟弟,他也不愿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嫡兄。这样的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心态,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 通过这样一厢情愿式的开脱,他主动为自己的君主找到了一个完全解脱罪责的理由,使得君主在曹植心目中站到了一个超脱的位置上。也只有把他的君主放到这样一个超脱的地位上,他的君主才有可能忘记不愉快的过去,并且保持着兄弟叔侄之间应有的骨肉亲情和明君贤臣之间的敦睦与协作。“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曹植《豫章行二首·其二》)抒发的正是他一厢情愿的亲情观,这种对亲情的希冀在曹植后期已然成为他理想的唯一寄托点,是他生存下去的唯一支点。当他的这一理想破灭后,当他最终认识到他的君主对他有多大的猜疑后,当他最终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君主不可能任用(更不用说是重用)他后,曹植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和价值,他的人生之路也真的走到了尽头。可以说,理想的破灭使得理想主义的曹植走向了生命的终结。 总之,曹植是一个典型的为了国家安危、生民苦乐而愿意奋斗牺牲的理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