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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理论发展的困惑与创新 公共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但相对较年轻的经济学科。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和杰克逊所说:“现代公共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令人激动和富于挑战性的分支”。(1)但是, 截至目前, 国内外学术界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体系结构及其与公共财政学之间关系的认识却众说纷纭, 差距甚大。对于一种新兴学科而言, 这种情况虽然既难以避免, 也有利于在争论中获得发展和繁荣, 但若果对于诸如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基本结构这样一些涉及学科理论根基的主要问题长期难以取得共识, 则会极大地制约学科本身的独立存在和健康发展。因此, 从理论上廓清公共经济学同公共财政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并且依据公共经济的内在联系构建起独立于公共财政学的理论体系, 以便更好地发挥这门学科对国家管理实践的指导功能, 是经济学界应该尽快研究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这同时也是解决“财政学向何处去”问题的重要方面。本文就此做一尝试, 作为引玉之砖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公共社会学与现代财政经济学 像任何学科理论体系创新一样, 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既是社会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 也是消除学科本身发展面临的困惑之需要;而目前, 这两方面的需要可以说纠结在一起。这是因为, 公共经济理论本身发展面临的困惑如果不能得到合理解决, 公共经济理论体系难以健全起来, 它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功能自然就很难得到更好发挥。 那么, 公共经济理论本身发展面临哪些困惑呢?笔者认为, 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公共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 (或财政学, 下同) 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 两个学科内容胶着在一起。这涉及到公共经济学能否称为一门独立学科, 或者说它从理论上是否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国内外经济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发展论”、“转化论”和“包含论”。即认为公共财政学已经发展或转化为公共经济学, 或者说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财政学发展的新阶段本身始终包含着公共财政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国外学者以美国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为代表, 而中国学者则以蔡江南、郭庆旺等同志为代表。早在美国学者约翰森1965年出版《公共经济学》一书之后, 马斯格雷夫就认为, 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所取得的新进展, 为公共财政学向公共部门经济学转变做出了贡献(2)。而中国学者蔡江南等在1990年就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兹著《公共经济学》一书所写的“译者的话”中则认为, 诞生于200年前的财政学“称为旧公共经济学”, 而随着政府职能扩大和经济研究发展, “便出现了原有财政学的新扩展, 即出现了公共经济学 (又称为新公共经济学) ”(3)。郭庆旺、鲁昕、赵志耘同志在1999年编著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前言”中认为:自从科尔姆和约翰森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以公共经济学为书名的专著以后, 大多数著名财政学家的著述都将“财政学”改为“公共经济学”, 标志着“财政学转向公共经济学”(4)。以上几位国内外学者对公共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关系的看法虽然有微细差别, 但其共同点可以概括为:既然公共财政学经过发展已经转化为公共经济学, 那么, 就意味着公共经济学已经或行将取代公共财政学, 因而公共财政学由于过时而将无可挽留地进入历史博物馆。 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同一论”或“异名论”。即认为公共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学科, 只不过不同的著作所起的书名不同而已, 换言之, 公共经济学也即现代财政学。持这种观点的国内外学者也不少。英国经济学家阿特金森和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在他们合著的《公共经济学》的“导论”中同时使用“财政学”、“现代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这三个学科名称说明本书的内容, 由此表明, 在他们看来, 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特别是现代财政学在内容上是等价的(5)。加拿大财政学家罗宾·鲍德威和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威迪逊在其所著《公共部门经济学》“前言”里则说:“这部《公共部门经济学》 (第二版) 力图将传统财政理论与近期的新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建立在微观经济学基本知识框架上的公共部门的经济学体系。”(6)他们在此以更为连贯而明确的表述, 说明自己认为公共部门经济学同时就是现代公共财政学。美国经济学家哈维·S·罗森所著《财政学》从1985年第一版到2002年第六版虽然都没有改变书名, 但该书作者在“导论”中却说:“本书涉及的是政府的收支活动, 这个议题通常被称为‘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有些作者更愿意称之为公共部门经济学 (public sector economics) , 或简称为公共经济学 (public economics) 。”(7)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持这种观点。例如, 厦门大学张馨教授即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