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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权分配的对话 几年前，一位来自台湾的历史教授访问了台湾。他有一次公开演讲说:台湾及海外的历史学者真奇怪, 对于“封建”、“地主”、“农民”这些简单的概念与理论都不接受, 真是不可思议。其实我们完全懂得在大陆经常使用的这些词汇, 只是觉得有关的理论在逻辑上不太周延, 常有矛盾, 才提出质疑。在这一点上, 我最敬佩的是傅衣凌老先生, 他晚年到海外访问讲学一趟, 结果发生很大的影响, 使他的看法与理论有了相当的修正。这正是学术切磋的作用与功效。 我今年 (2002) 初在台湾做过一次公开演讲, 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分配。会场上有一位学者发言, 谈到台湾的历史情况。台湾是不久前才经过大规模垦荒而建立的新兴农业区, 永佃制十分普遍。据这位学者说, 在五十年代以前, 到处都是“一田二主”, 佃农们对于地主 (大租主) 根本不加理会, 而是尽力巴结田皮的所有人 (小租主) 。这一番话勾起了我多年来心中的一点疑问。大陆的主流历史学家一再宣称, 地主经济被称为“地主制”, 因为地主有主导力 (或称为控制力或垄断力) 。他们真有主导力吗?证据何在?应该仔细研究一下。 有关地主制的书籍与论文太多了, 我不能一一引录, 只能举出李根蟠先生不久前发表的论文做为讨论的起点。李先生将有关地主制的各种理论作了一个简单扼要的分类说明1。他将国内封建经济史的理论分为两派别。第一派是“地主经济论”。这是主流派, 认为中国经济是封建地主制经济, 其特点之一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但是他没有说明, 这种主导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主导力的基础与来源是什么。其他主张地主制经济的学者, 都坚持这一点, 认为地主有主导力, 或是说有控制力、垄断力。第二派被称为“权力经济论”, 包括侯外庐的封建土地国有论及秦晖的关中模式。对于这一派, 主导力的来源很清楚明了, 国有土地的主导力来自国家或皇权。关中模式认为这种主导力是操于地方上的恶霸手中, 也就是地方上“三皇五帝”及“禹作敏式”人物, 不必靠占有大量田地, 就能号令控制农民。 对于主流派的地主制经济论之学者, 过去一向认为地主有主导力是因为他们占有巨大比例的田地, 认为农村中充满了大地主, 占田无数, 可高达全耕地的百分之七十或八十。然而经过后来的实地调查, 地主占地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在很多地区, 是自耕农的天下, 他们占地总量超过一大半。更具体的统计资料显示, 在清代及民国初年, 所谓地主, 其田产规模大都是中小型。地主规模能小到什么程度呢!据曹幸穗引用满铁在苏南地区实地调查的统计, 在无锡的几个村庄里, 共有36户地主, 平均每户出租1.63亩土地, 租给18户佃户2。说拥有1.6亩土地的地主就能够号令天下主导农民, 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说法, 难以接受。 李根蟠对于主流派地主制经济的理论, 势必要加以修正, 他说3: “我们不必执拗于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才算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老观念。” 他进而修改了“地主制”的定义。他采用广义的“地主制”一名词, 包括地主、自耕农、国家三大成分组成, 地主的占地比例也可能没有自耕农的占地比例高。但是他仍然坚持在这三个组成份子中, 地主有主导力, 所以虽然是“三合一”却仍然称为“地主制经济”。在这里, 地主的主导力基础是什么, 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其他主流学者也没有提出新的线索与解释。 看来, 要具体地、实证地坐实地主的主导力是很不容易的事。相反的, 近来出土的有关土地关系的官方档案、私家文契、收租簿、置产簿出现的很多, 可供研究土地制度史的学者仔细翻检查阅, 我们可以从其中发现许多地主没有主导力的反证。下面我们提出三项反证来讨论: (一) 农地的零细化, (二) “找价”的农村惯例, (三) 永佃制下地主与佃户的关系。 一 农田越界的结构 抗战前, 金陵大学的卜凯教授 (John L.Buck) 率领了一批农经学者及在校学生, 对22个省份中的16000农户进行详尽的实地调查, 发现中国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农田的零星分割4, 以全国平均数而论, 每一农场有5.6田段, 这5.6田段互相不毗连, 往往相距遥远, 每一田段又平均分为两个田块, 由经界分开, 换言之, 每个农场平均分为11.2个小田块。小麦区每个田段的面积较大, 平均为1.16英亩, 同一农户田段与田段之间的距离是0.5英里;稻米区每个田段的平均面积0.79英亩, 同一农户田段与田段间平均距离是0.3英里。不论是地主的田地或自耕农的田地, 都是这样零星分割的。 但是历史上的情形并非如此。北宋时期, 佛教信徒捐赠给寺庙的田产都是连片大面积的农地, 小的几十亩一片, 大的700多亩一段, 并未被切割。北宋以后, 根据各种土地交易的记录, 田段的面积越来越小, 最后, 到了民国廿年代, 就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