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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的》十年看民初十年 民国初年是一个需要研究但没有研究的十年。已有的研究的成果,多半是侧重于一人、一事或某个集团、某次运动,而很少能把十年作为一个时段,从社会变迁的总体上来观照与阐析。本书作者力图改变既往的研究格局,从“传统到变革(现代)”切入主题,从发展学的审视角度阐明民初十年——中国现代化发端时期的政局、政体、实业、思潮、教育、民运等社会层面的变迁、特征、功能及其效应。通过对人民群众反强权、争民主、要求思想解放、探索救国真理的论述,揭示中国真正的出路与归宿。 民初十年的社会,是一个新旧并存、方生未死的社会。早在1916年,李大钊即已有见于此,指出:“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稘之黄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将来。际兹方死方生、方毁方成、方破坏方建设、方破落方开敷之会,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歌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晨钟之使命》)三年以后,即1918年,他对这个“方死方生、方毁方成”的社会,又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议论:“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这就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的过处了。”(《新的!旧的!》)李大钊是民初十年的当事人,而且是首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社会的思想先驱,他的这些精采论析,对于我们研究民初十年颇有启发。 本书作者循着前辈的思路,对民初十年作了更为深入的考察与剖析。他们认为:民初十年,在政治上是共和方生、专制返魂的十年,也是民主斗士为争夺共和政治浴血奋战、悲歌激越的十年;是政治权威出现“真空”,中央政府号令难行,大小军阀割据一方的十年,也是政党纷争、国会与内阁相继流产的十年;在经济上,是实业勃兴、民族资本主义步入所谓“黄金时代”的十年;在文化上,则是意识形态权威失落,思想控制相对宽松,各种学说、主义竟相登场,热烈争鸣,众花齐放的十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社会主义的选择的十年,还是中西文化论战迭起,积极探索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与方向的十年,更是现代教育勃然而兴、奠定基石的十年。总而言之,是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大转折的十年,是中国现代化真正发端而又艰难起步的十年。 同时,作者也认为,这十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难以穷究的思考——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不能在中国大地确立,而伪共和、假民主的东西却有长期兜售的市场?为什么新文化运动高奏凯歌,而民主、科学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为什么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截然对立、你死我活,反而双向交流、互补共存?为什么众多先进知识分子摆脱不了“从离异到回归”的演化模式?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便又却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在众多新潁思潮中独擅胜场?…… 本书作者都是曾经或正在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们对于本书包括的七个专题,都分别有多年的潜心研究基础。因此,每个专题都能以社会热点问题为轴心,历时态与共时态研究相照应,力图超脱纷繁史料的堆聚,不落平铺直叙之俗套。因此,全书布局比较合理,议论张弛得体,颇能引人入胜。我常劝自己的学生不要成为导师的影子,鼓励他们独立地走自己的路。但本书作者却对我屡经提及的“社会历史土壤”一词颇感兴趣,他们在书中试图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以期有朝一日能够称之为“学”。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并且认为他们的许多论析已经超越我的起点而有了新的进展,这大约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我并不认为书中的论点均已成熟且无差错,但我认为作者勇于求索的精神毕竟是可贵的。在这里,我想重复几句几年前曾为另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学者的著作写过的话:“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与再认识永无尽期,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有待于不断探索与不断完善。我觉得,对于那些勇于探索这样重大课题的学者应该给以热情鼓励,而对于他们在研究和论证中可能出现的某些失误则应给以实事求是的宽容。学术观点的分歧,必须通过学术讨论来检验与校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环境与气氛,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学术的发展与繁荣,而且也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更多地吸收那些有益的学术研究成果。” (该书作者为马小泉、王杰、周洪宇、虞和平,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