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成本与离婚率关系研究.docxVIP

离婚成本与离婚率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离婚现象不断发生。1979年,我国离婚人口为31.9万人,粗离婚率(crude divorce rate)为0.327‰;1988年和1998年,离婚人口分别增加到65.86万和119万,粗离婚率相应提升到0.59‰和0.95‰。176由于粗离婚率容易受年龄和人口结构的影响,可能会高估离婚的风险与离婚率的变动,因此,很多学者更愿意采用一般离婚率(refined divorce rate or divorce rate per 1,000 married population)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离婚率水平。在相同时间段,我国的一般离婚率从0.82‰上升到1.25‰和1.71‰。176考虑到一般离婚率也有局限性,也有学者利用增—减婚姻状态生命表来分析离婚的真实水平变化趋势。无论依据哪一种标准,30年来我国离婚率不断攀升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尽管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离婚率仍然较低,但是,离婚率趋高必然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单亲家庭的增多与贫困化、离婚家庭的儿童得不到很好的教育、离婚家庭的孩子获得的社会与情感支持不足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与政协三次会议召开期间,人大代表黑新雯提议增加离婚成本以改变离婚率越来越高的现状。其具体建议是: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在离婚材料中增加双方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的婚姻调解书;婚姻登记机关在确认当事人婚姻调解失败后才可按程序予以离婚登记,发给离婚证。与此相似,全国政协委员尚绍华建议设立3-6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以改变越来越多的“闪婚”、“闪离”现象。两位代表的提案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到底增加离婚成本的做法能不能降低离婚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离婚率为什么会升高,在此基础上才能对这一应对措施的效果作出评判。 一、 “要有自己的命运”是提高平台主客观意识的前提 美国学者米尔斯告诫我们在认识社会现象的时候要有一点社会学想像力:“……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4当我们看到不断有人走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离婚究竟是个人或少数人的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社会舞台上个人离婚的一幕幕演出主要不是出于个人动机,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将离婚的原因总结如下: 1. 经济增长、教育程度对离婚率的影响在实然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离婚率的显著提升表明离婚与收入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978年以来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给每个人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改善技能、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更换工作与增加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很多夫妻因为双方差距的难以弥合而以离婚收场;另外,很多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匆忙结婚、金钱成为人们结婚的重要动机、居住条件的改善和住房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很多人不再担心离婚之后没有去处,所有这些都为离婚率的增长提供了可能性。王庆斌和周钦借助于《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字,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12年(1996—2007)的一般离婚率与再婚率的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同样发现了经济增长和教育程度对离婚率的显著影响。未来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导致离婚率的进一步升高。当然,如果某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离婚率又很高,如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伊斯兰世界,那么,工业化可能会导致离婚率的降低。 2. 产生新的矛盾 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人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爱的缺失和政治因素,那么,80-90年代离婚的原因则趋于多样化。对北京100对离婚夫妇的研究结论是:离婚的首要原因是夫妻在家务劳动上的矛盾,因这一原因而离婚的占28%;第二大原因是“第三者插足”,占总数的20%;其它原因包括:一方入狱、利益冲突与性格不和、家庭经济纠纷、双方感情淡漠;婆媳矛盾、草率结婚、医疗条件、性生活不和谐、姻亲家庭矛盾和单方自卑情结等。另据《北京评论》的一项调查,71名离婚妇女中58%的人抱怨性生活不满意。183这些原因都是在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出现的,有些原因,如没有爱、性生活不和谐等以前根本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注重个人的情感满足和幸福感的提升。 3. 当户对不合理社会流动 离婚率上升是因为社会分层标准从政治中轴向经济中轴转变,原先在政治中轴分层体系中的“门当户对”变成经济中轴分层体系中的门不当户不对。与此同时,不合理的社会流动(指部分社会成员采取权力寻租、关系垄断、投机经营、制假贩假等不正当手段实现阶层转变)也造成了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