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先驱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兼与黎澍同志商榷.docxVIP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先驱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兼与黎澍同志商榷 李书同志在《历史研究》第五版上发表了《历史创造》等文章，反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他认为:“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他甚至认为,“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断言人民群众是一切历史的创造者或是历史的主人,都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我不赞成黎澍同志的观点,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却是不无意义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多年来虽然被人们到处运用着,但却从未得到过明白透彻、合乎逻辑的阐释。许多论者虽然在结论上都赞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实际论证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却只证明了“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历史”。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证,不但未能证明这一观点本身,反而把它弄得混乱不堪、面目全非了。这真难怪现在有人连这一观点本身都要加以否定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以至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不得不从头说起,对其来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了。 一 从“英雄创造历史”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提法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逻辑前提。对任何一个观点或提法,我们都不能孤立地、抽象地加以理解,而必须从思想的具体发展中,从其与其它原理、观点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它的内在涵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与“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相对立的。因此,要弄清它的含义,首先必须弄清“英雄创造历史”的真实含义。 一切唯心史观的代表人物,从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到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说法各异,但其历史观的实质却都是一样的。他们不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而是在某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而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根据这种历史观,“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他们相信理性万能,暴力至上。在他们看来,某种社会形态,只是少数杰出人物头脑中的原则的实现。于是,他们就用道德的没落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而把社会的进步完全寄托在“贤明”统治者的出现上。在他们看来,历史只不过是一堆由暴力造成的杂乱无章的偶然现象的堆积物,一个天才“可以使千万年的历史生色”,而世界历史也无非就是“伟人的传记”,即“英雄创造历史”。英雄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是以不承认历史发展自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前提的。因此,“英雄创造历史”不但是唯心史观的必然结论,而且它本身就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述方式。它实质上不是说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是英雄所创造的;而是说,英雄是人类历史命运的主宰者,他们决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面貌和进程。 与此相应,作为“英雄创造历史”的对立提法,并且也成为唯物史观在“主体”这一角度上的提法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意思,也无非是说,最终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进程和面貌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而真正成为人类历史命运的主宰者的,不是少数在历史舞台上发号施令、叱咤风云的杰出的个人,而是那看来俯首听命、默默无闻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此而已。 “英雄创造历史”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观。它们表现了两种历史观——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在“主体”问题上的对立。因而,当我们说“英雄创造历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等于在说,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内在的规律性,英雄人物可以随意左右历史,暴力万能,理性至上,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当我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说,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创造着人类历史,他们的意志决定着历史的命运。这就是“英雄创造历史”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两种提法的特定的内在涵义。这是在思想发展的具体斗争过程中已经历史地确定了的,因而绝不是可以再望文生义地随便加以解释的。 正如许多概念和命题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样,“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也有其广义和狭义、或一般意义与特定意义的区别。“历史的创造者”,当我们是在阐明一种历史观而用到它的时候,那么,它是指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指那种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在这里,“创造历史”的最主要的意义不是指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是指主宰历史命运、决定历史发展总的方向、面貌和进程,“创造者”就是“主宰者”。这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狭义。它的广义则是指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