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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现东汉时期有翼神兽 一 石兽遗迹和诸文化之间的关系 唐人封演在《封氏听闻录》第六卷的《羊虎》中写道：“秦汉以来，皇帝陵墓前有石麒麟、石麒麟、石象和石马。《宋书·礼志》亦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从考古材料上看,秦汉以来的确出现有大量墓前石刻,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近年来,林梅村先生在其《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一书第二编当中,以一组论文专门讨论了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的相关问题。他在《西汉帝国大型石雕艺术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汉代大型石雕艺术首先用于皇家宫苑”。汉代的大型石雕并不仅限于帝王陵墓,还用于其他许多场合。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皇家宫苑的石雕群;第二类为帝王和官僚陵墓前的石雕群,第三类为封禅勒铭和地界石;第四类为其他大型石器具。 古代帝陵前列置大型石刻在西汉时代尚不普遍,目前考古发现的陵墓石刻主要集中于汉武帝陪葬墓之一的霍去病墓前,共有16件,但从其造型看与东汉时期的石人石兽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从考古发现和金石学著录来看,东汉后期在河南南阳、四川等地开始出现陵墓石兽。河南南阳宗资墓前的两件石兽屡见于文献记载,在《后汉书·灵帝纪》、宋人欧阳修《集古录》、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宋人赵明诚《金石录》中均可见到,被定名为“天禄”和“辟邪”。1959年,这两件石兽于南阳卧龙岗被重新发现,现存于南阳汉画像石博物馆内。此类石兽在洛阳涧西区也有发现,造型为均生双角,作行进状,肩生双翼,长颈,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为南北朝时期,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为东汉。对于后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的石兽,学术界也有意见认为其渊源可能即来自河南南阳。 四川地区从东汉时期开始流行大型石人像和石兽。20世纪初叶,较早注意到这一区域汉代石刻者如法国人色伽兰(Victor Segalen),在其所著《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对1914年他在四川地区调查的汉代石阙、石碑前所立的石兽作过简单的记述。 其后,考古发现的材料开始不断增多,当中既有大型石人像,也有石兽。如1974年曾在都江堰白沙街附近鱼嘴外江一侧江底出土一尊东汉灵帝年间造李冰石像,高2.9米,重4.5吨。1975年,又在距李冰石像不远处发现一具可能系水工形象的石人像,据推测可能为当时建在都江堰外江作为水则的“三神石”之一。另据《蜀王本纪》记载,李冰在蜀地还造过五头石犀牛,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灭巴蜀前曾赠与蜀王五头可便金的“石牛”之事,至今人们还将从关中通向蜀中的古道之一段称为“金牛道”或“石牛道”。四川东汉墓前石兽的发现则更多,据初步考察可列举出以下数例。 20世纪50年代末,在四川芦山县石马坝东汉墓前发现被称为“石羊”的石兽,其形象为“两角下曲,肩上有翼,尾卷曲着地,作跨步前行状”。林梅村对此重新加以考订,认为这件“石羊”似为带角石翼马,当系石麒麟。这个被称为“石马坝”的地名,显然是人们对原存于此的石马所留下的历史记忆的产物。 对于芦山县境内东汉石刻与石兽遗存的考古调查,还应当提及早年四川大学历史系任乃强教授的贡献。任先生于1941年前往芦山县调查时,曾于当年6月7日在东汉王晖墓一侧名为“石羊上”的地点发现石豸一对及石羊一头,“皆汉墓遗物”。由此观之,“石羊上”与前文中的“石马坝”可能都是因存有汉代石兽而得名。任先生记载其发现经过甚详: 去王晖墓不足二百步,地名“石羊上”。有石羊头一枚,自头以下断,高六六公分。双角各长八十公分,雕刻甚精,制式甚古,失身躯,头在一民宅后竹林内。其旁有一兽,失头,身亦破败,竹根盘结其背,因兽体连雕于一平方石座上,故未倾侧。剥视其脚,具五爪如狮虎,又有长尾,足见其非羊。……与此相对约三十步,复得一兽,除左前脚与尾断失外,余皆完整。与前兽俨然一对。首皆南向,长及高度皆与樊敏碑前石虎相同。 不仅如此,任先生对芦山县汉樊敏碑前的石兽也作了详细描述: 碑左前方十余步,有石虎陷田埂间,仅露背首。首向右。……右前方对称位置,一石虎植立稻田中,首向碑。爪以上全露,而首背水平高,与左虎齐。足见两虎,皆属原在位置。……碑之后方,为高七八尺之土坎,小道斜过此坎,转入一稻田台地,有石羊一,侧卧土坎道间。形制较虎为小。昂首。项间长毛一列,或是狻狁。 在此次调查的过程中,任先生还在芦山县境内调查到其他一些墓前石兽的情况。如他所记载:“姜维祠外石兽一对,适在杨君铭两侧。高长宽及屈伸姿式,皆仿樊墓石虎及石羊上之石獬……此二兽无角而有颈毛披散,脚足五爪,非羊非马,非虎非獬,盖狮子也”。但颇为遗憾的是,任先生以“汉以前中国无狮子,后汉顺帝时疏勒献狮,国人始见此物”为由,推定“汉墓绝无以狮饰者”,故而断定此“二石实非汉物”。在当时缺乏更多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我们显然不应当苛求于前人,任乃强先生早年的调查发现,为后人进一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