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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语文学传统 作为三个主要国家之一，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研究继承了世界符号理论、语言学和文学传统，并具有相应的跨学科特征和方法论。另一方面，它充满了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结构和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和思考。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 使得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文化符号学因此而成为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特色。总体说来, 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呈现出以下6个主要分期。 1.19 克鲁舍恩格斯的音位观 19世纪后半期在俄罗斯符号学研究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学者主要有三位: 韦谢洛夫斯基(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 克鲁舍夫斯基(Н.В.Крушевский)、 波铁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 他们分别以其在文学、 语言学和语文学领域的成就为符号学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韦谢洛夫斯基是19世纪历史比较文学批评理论的奠基者。他在分析贵族的行为模式时, 率先运用将行为举止符号化的分析方法, 这直接启发并指导了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对人生履历和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对十二月党人的研究。韦谢洛夫斯基还对动机(мотив)和情节(сюжет)两个概念做了区分, 将动机视作最小的叙事单位, 而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动机(положения-мотивы)往来穿梭于其中的主题(тема)”()视作情节, “情节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сюжета)随之成为现代符号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分支, 并在什科洛夫斯基(В.Б.Шкловский)、 什佩特(Г.Шпет)、 普洛普(В.Я.Пропп)和托马舍夫斯基(Б.В.Томашевский)等学者那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俄国和波兰著名语言学家克鲁舍夫斯基由于其对语言学研究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列入俄罗斯符号学研究先驱者的名单。克鲁舍夫斯基第一次从音位与决定语言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将音位2概念重新定义并引入语言研究。他同老师库尔特内(И.А.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一起建立了音位理论和形态交替理论, 做出了语音和音位的区分, 并认识到这种区分对分析语言历史发展的意义, 这些成为喀山学派对世界语言学学科最有分量的贡献。同时, 这也为20世纪上半叶盛行于世界语言学界、 文学理论界、 文化人类学界的结构主义方法奠定了基础。在关于语言一般理论的书稿中, 克鲁舍夫斯基用符号系统科学的术语描述了支配语言演变过程的一般符号学规律: “如果语言不是别的, 而只是符号系统的话, 那么, 语言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这样的, 即符号的系统和其所指事物之间应该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语言的整个发展就是对这个理想目标的永恒追求”()。 19世纪后半期伟大的语文学家波铁布尼亚以其博大精深的语文学观点在俄罗斯符号学史前思想家名册中占有重要位置。他对词的内部形式、 人类交际、 诗学思维、 神话思维、 诗学文本(包括寓言、 谚语、 俗话等)、 词汇和思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 “词对于说话者来说只是将自己的思想客观化的一种手段。”“说话并不意味着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 而是激发起对方自己的思想。”“艺术是艺术家的语言, 就像借助词没法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样, 在艺术作品中也没法表达艺术家自己的思想; 因此, 艺术作品(当它完成之后)内容的发展已经不在于艺术家, 而在于理解者自身了”()。事实上, 波铁布尼亚的学术思想已经表现出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对话论的萌芽, 他对交际中接收一方的重视、 对文本的研究、 对将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语文学传统的完美继承, 这一切对于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19世纪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虽然只是不成形的零星研究, 但却提出了决定未来符号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 借鉴和改进语言学方法, 关注作为符号学基本研究对象的文学文本。 2.20 文学符号:文学与语文学的差异 20世纪初, 作为自然主义戏剧和现实主义戏剧的对立面, 象征主义影响下的俄罗斯新戏剧吸引了众多的创作者。戏剧多种符号语言并存、 交际性突出等特点使得它成为当时俄罗斯符号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舞台。在这方面, 梅耶尔霍尔德(В.Э.Мейерхольд)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他的主要研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戏剧与词分离, 同时将作者与戏剧分离, 认为戏剧中的言语符号只具有第二性的意义; 他认为导演重建戏剧时应从哑剧着手, 因为哑剧中的第一性戏剧成分(如面具、 手势、 动作、 情节)的效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关注听和看两个不同渠道之间的符号关系; 认为节奏是戏剧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了以剧作者为起点和以观众为起点这样两种不同的导演创作方法。 文学理论家曼杰尔什塔姆(О.Э.Мандельштам)认为词和形象之间并无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