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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著录错误举隅 或说桂茂是唐代贞观十七年的成员。今考《唐书》本传,但云‘高祖释奠,赐帛五十匹。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卒。’又云‘后太宗阅其书,以布帛二百段赐其家’。是元朗卒高祖朝,不及事太宗也。1元朗尝从学于周宏正。宏正卒于陈高宗太建六年甲午,至后主至德元年癸卯,相距十载,元朗年当在三十左右,若贞观癸卯尚存,则耄耆颓龄,恐不能著书矣。又此书所录注解传述人多是南士。沈重晚虽仕周,其书久行江左,此外北方学者绝不齿及;可证元朗著此书在陈而不在隋唐也。”准此则知,将唐与音义连说,自是十分不妥。问题的实质并不在唐、陆德明、音义这三个要素本身,而在这三个要素之间应该怎样搭配。换言之,这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可以与第二个要素搭配,第二个要素可以与第三个要素搭配,而第一个要素则不可以与第三个要素搭配。或者进一步说,几乎所有典籍都是将唐与陆德明连说,其实这种虽不算大错却也不算全对的做法,长期以来确实给人们造成了误导和混乱。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因就在于,倘是陆德明只在一个朝代生活,问题也就简单了;偏偏他生活在好几个朝代,那么说到他在不同朝代的不同作品,怎么能都系于唐代之下呢?这种逻辑不通的情形不知始于何时,奇怪的是,它竟然一直延续了下来。 其次是《天禄琳琅丛书》中《论语》音义的数量问题。中华民国二十年故宫博物院影印之《论语集解》,易培基题署曰:“元盱郡覆宋本论语集解 天禄琳琅丛书之一”,正是《中国丛书综录》所说的《论语集解》。若将集中所收陆德明音义与《经典释文》所收《论语音义》比较,就会发现,此书之音义并非《释文》中《论语音义》之全部。宋人在将经、注合刻时,大约是为了简明的缘故,已将《释文》中《论语音义》作了大量删减。既然如此,则知宋本《论语集解》录入的陆德明音义只是部分而非全部。那么,《中国丛书综录》的表述显然是犯了以部分代替全部的错误。道理很简单,谁看了“(唐)陆德明音义”这条记载都会毫不怀疑它是部分而非全部。当然,笼统地说,如此记载也并非不可,可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以偏盖全的做法,确实在不知不觉中误人不浅。 第三是《天禄琳琅丛书》中《论语》音义的作者问题。难道作者还有什么问题吗?《中国丛书综录》不明明说是“陆德明音义”吗?如果仔细研究宋本《论语集解》,在陆德明的音义下边,会时不时地发现“文公云”、“文公音”、“文公同”、“文公去声”等字样。这类文献的收录,显然是为了弥补陆氏音义的不足或纠正陆氏音义的舛漏,至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宋本书受人称赞的特殊价值。这里的“文公”到底是谁呢?在中国文学史中,有“文公”之谥并且作过《论语》研究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唐代的韩愈,一个是宋代的朱熹。前者作有《论语笔解》,可惜早已亡佚;后者作有《论语集注》,一直流传至今。以《集注》核之《集解》,方知“文公”其人不是别人,却是朱熹。也就是说,载于《天禄琳琅丛书》中的宋本《论语集解》,其音义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主要的部分是陆德明的远非全部内容的《论语音义》,其余部分则来自于朱熹的《论语集注》。既然此书的音义还包括朱文公,那么,《中国丛书综录》中著陆德明一人,当然是极不应该了。 《理论》类目本作品本《不足》导致了“非正录”的内容和版本 完成于光绪元年(1875年)的《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为应初学者的需要而拟定的目录学著作,于光绪二年刊印以后,很快获得了读书界的普遍欢迎和广泛好评,其指导治学门径的价值和作用甚至持续影响到今天而不衰。然而,除了《答问》本身的漏略和讹误之外,随着时代的变化,大量新出的图书已非《答问》所能涵盖。因此,出现一部既能补充《答问》不足,又能在《答问》基础上有所拓展的著作,就成为了一件势所必然的事情。这样,于1931年由范希曾撰作的《书目答问补正》的出版,可以说较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学问永远是遗憾的事业。尽管有《答问》在前、《补正》续后,但汇刻在一起的《书目答问补正》仍然留下了不少缺失。2其中有关《论语义疏》及其相关情况的记载就是明显的一例,兹撮要揭出。 《书目答问补正》卷一《经部》之“论语之属”分“正录”和“余录”两部分,共收书14种。其中“正录”3种,“余录”11种。“正录”3种是:论语郑注十卷,论语义疏十卷,论语正义二十卷。应该说,这份“正录”是颇耐人录味的。一是汉儒旧注只收一家,且以郑玄为宗。3二是在《郑注》之后越过《论语集解》而直接收录《论语义疏》。这一举动至少说明一点,就是编选者承袭《四库全书总目》的做法而有意轻忽之。4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种重大失误。须知,《集解》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第一部成系统的《论语》学专著。此后《论语》学的生发和延续盖以此为出发点。它更是《十三经注疏》赖以依据的蓝本,将它搁置一边,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三是在《论语义疏》之后越过邢的《论语注疏》和朱熹的《论语集注》而直接收录《论语正义》。其不当之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