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泽尔的形象看《道连格雷的画像》.docxVIP

从贝泽尔的形象看《道连格雷的画像》 在英国文学史上，奥赛德是继佩特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理想主义理论家。他在艺术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王二德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和外国学术界的热点。“九十年代后,王尔德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新的一轮‘世纪之末’似乎使得王尔德再次成为英美等地的热门话题”(张介明30)。而在我国,“90年代的王尔德研究在深度、广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吴学平156)。从这两篇重要的研究综述来看,国内外对王尔德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和译介领域都有丰硕的成果,然而不足之处在于,对于王尔德所身躬力行的“为艺术为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确实有认识不清的地方,学者们往往过多地关注其“艺术至上”的统一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悖论的一面。在《道连·格雷的画像》1中,小说的情节简洁而清晰,其高潮部分集中体现在两桩谋杀案上:一是谋杀画家贝泽尔(Basil Hallward),一是谋杀画像而造成了自杀。这两桩具有哥特式风格的命案,蕴涵了王尔德美学思想悖论与统一的复杂性、深刻性。 一、 道连格雷的快乐哲学 从小说的情节发展来看,贝泽尔与道连·格雷(Dorian Gray)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首先,贝泽尔与道连·格雷是画家与模特儿的关系。道连·格雷本身娇美的外貌、高贵的出身、优雅的气质是贝泽尔遇到的最好的艺术模本,也使得贝泽尔的艺术造诣达到了顶峰;其次,贝泽尔与道连·格雷是朋友关系。在生活上,贝泽尔企图引导道连·格雷向善的方向发展,从而维护其纯真、道德高尚的生活与艺术的完美复合体,这与亨利(Lord Henry)所代表的维多利亚时期享受青春、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形成截然鲜明的对比。从情节的一开始,贝泽尔与亨利展开了对道连·格雷何处何从的争夺,显示了对道连·格雷友情崇高的一面。再次,由于贝泽尔“不愿展出这幅像,是因为我担心它会泄漏我自己灵魂的秘密”(9)。因此,道连·格雷作为画像艺术成品的偶然因素,与画家的情感、灵魂结合奠定了画像的艺术内涵,而又因为道连·格雷的一个为青春之美而祈祷的祷告的实现,画像又成了道连·格雷经受岁月摧残的替代者、灵魂真实面貌的展示品、道连·格雷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物和见证人。这时,画家与道连·格雷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贝泽尔为了追逐艺术的更高境界,对道连·格雷的本身之美进行着呵护,力图使其免于社会生活的浸染、腐化,乃至堕落;另一方面,由于道连·格雷为了青春而把灵魂出卖给了画像,画像和人物交换了位置,这时贝泽尔出于艺术和友情的目的对道连·格雷进行劝导,就在无形中对其追求享乐形成了一种暗中的监控,也使得道连·格雷不会越过生活的本真情况而遁入到一种毫无约束的完全自由境界。这种不自觉而形成的监控人身份使道连·格雷的灵魂坦露和社会制约紧密的连结在一起,对其无节制的享乐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也是铸成画家被谋杀的原因之一。 而道连·格雷一出场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贝泽尔的向善劝导和亨利的享乐观是摆在他面前通往崇高与罪恶的两条道路,只不过在亨利的诱导下,道连·格雷不仅认识到了自身的美和灵魂深处的种种欲望,并且身体之美和出身的高贵是他实现自己欲望的得天独厚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亨利为代表的社会文化赢得了对道连·格雷的胜利。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向一个更具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自由主义转变”(佩里 176)。但自由主义和资本结合的文化状况却导致了艺术处境的艰难和堕落享乐的盛行,“我说这一切都是那种蹂躏艺术并把商业敬奉为神圣宗教的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制度以极端的愚蠢为其主要特征”(莫里斯 278)。王尔德让道连·格雷追随亨利的步伐一方面是对社会文化的回应,而更深的层次是“reaction against a utilitarian culture”(对一种功利主义文化的反对)(Brown 28),也是王尔德本人追求快乐原则的体现,“我一点也不悔恨自己曾经为快乐而生活,……但只继续着同样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它是有限的,我不得不转换一种方式,……当然,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艺术中预示过、预想过了”(孙宜学 218)。王尔德的快乐哲学不光蕴涵着身体与灵魂的享乐,还包含着其追求方式的多样性,所以,这部小说的自传性质锻造了道连·格雷离弃贝泽尔、投怀于享乐观的必然性,这又使得双方处于一种矛盾的对立之中,隐伏了贝泽尔被谋杀的必然因素。 道连·格雷追求快乐是以一系列的作恶行为来实现的,其中最显著的事例就是为了一桩虚假的爱情而导致了戏剧演员西碧儿·韦恩(Sibyl Vane)的死。首先,道连·格雷与其相识是出于猎奇与冒险的动机;其次,对其抛弃的原因在于西碧儿·韦恩不能完全的活在她所出演的艺术世界里,这违背了道连·格雷追求爱情—艺术一体的初衷;再次,对其服毒自杀,道连·格雷视为是为了艺术而殉身,这种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