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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要有一封信 6点左右，我下班回家。我在路上看到了一位老教授。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当然,在大城市里,这种事情也是不足为奇的。 教授是一位身材魁梧、仪表威严、两鬓斑白的老人。这里我不能公开他的姓名,因为只有答应这个条件,他才肯把这封我将要介绍给读者的信给我看。此外,他还提出不要公开这封信的作者,一位乡村医生的真实姓名。他对我说:“你可以随便想个什么名字写上,你是个作家嘛!” 我与这封信的作者曾同窗多年。十年制学校毕业后,他决心当医生,而我的志趣则在诗歌,于是我们二人就各奔前程了。 教授住在海滨路上一幢大厦的二楼上。我们一起走进了他的书房。窗户临着大海,从敞开的窗户里不时吹来阵阵海风,凉爽宜人。我们无拘无束,亲切地交谈着,不知不觉街上的喧闹声已经停息,夜幕早已降临。 教授把那封信递了给我,便凝视着我,眼里露出期待的神情。我默默地读完信,把它放到桌上,便起身紧紧地握住这位老教育家的手,重复着信里的最后一句话:“谢谢您,教授!” 现在,我就把信的全文介绍给读者,只是为了信守教授提出的条件,我将不公开写信人的真实姓名。如果读者认为,信还是要有个落款才显得更真实可信,那么我只好在末尾写上一个虚构的名字,比如说“Φ.”“M.”或者写上“对您无限感激的学生”。 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全文: 亲爱的老师!您很可能已经根本记不得我了。象我这样的学生,从您手中经过的何止百千。因此,如果您忘记我了,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生活里总是充满了难以预料的事情。谁能料想到,一度对您几乎达到憎恨程度的学生会在若干年以后,怀着无比敬爱,无比感激之情来给您写信呢? 您还记得那年一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吗?我在学校一层楼长长的甬道里等候着您。当您走过时,我立即迎上前去说道:“教授,我这里有一封信,是给您的……” 您惊奇地扬起双眉,从我手中接过信,拆开信封,仔细地读了一遍,似乎有些迷惑不解,又重读了一遍,把我叫到跟前说: “年轻人,您要知道,这个要求我是不能满足的。” 坦率地说,当时我万万没有料到您会作出这样的反应,因为对其他两位教师来说,根本不需要什么信,只是在替我说情的那位有权势的人给他们打了电话后,我的记分册上便出现了优异的成绩。说实话,我早已习惯于这一套作法,因此您的回答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我张口结舌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您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孩子,这可不是正道!科学不喜欢那些弄虚作假的人!” 教授啊!当时我是多么地恨您,从心眼里恨您啊!您的身材好象一下子变得更高大了。我看了一看您的双手,觉得仿佛是木头的。您那蓬乱的白发象是盖满了白雪的多刺的灌木丛。记得一次在村里采集黑莓时,白雪皑皑的灌木丛中的芒刺曾经扎痛过我的手指。现在,您——这位高大而消瘦,毫无怜悯之心的人的话犹如芒刺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比起荆棘刺手还要疼痛万倍. 我之所以感到特别懊丧,是因为我曾经对我的女友英基扎尔说过:“你看看我的,看我是怎样考试的。”现在叫我对她说什么呢? 那天我没有去参加考试。晚上我见到了那位给您写信的亲戚,当时我就住在他家里。这位亲戚是卫生部的一个负责干部。他仔细听完我的话,不慌不忙地起身走到电话机旁。电话机在另一间屋里,门半掩着,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那从容不迫的声音: “唉,得了,得了……咱们都是人嘛。俗话说‘都是一个上帝管着’的嘛。党和国家把培养干部的任务委托给了我们。您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权威性还有些信不过?其实,这对您来说,只不过是大笔一挥之劳罢了……” 他停顿了片刻,不耐烦地听完了您的答话,有些激怒地说: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般水平的医生,而不是梅契尼科夫式的医生。” 我在您的课堂上曾听到过梅契尼科夫这个名字,但是脑子里留下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模模糊糊的印象。我从没有专心听过讲,而且还经常缺课。 我和您就这样认识了,亲爱的老师!我借了别人的课堂笔记马马虎虎地准备了三天,在同学们那里东问一点,西问一点,就来到您跟前。您对我一如既往,好象不曾有过那次不愉快的会见。考试开始了,您提的六个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最后您问到了炎症的发展过程。这里顺便提一句,当时我的印象是您专门提一些我不会的问题,似乎您凭着一种什么感觉,能猜到那些问题我一下答不上来。其实这有什么奇怪呢?考试前我准备得很不好,补充教材没有看,复习过的课堂笔记也忘得只剩下一些残言片语。这才是我回答不出问题,感到一筹莫展的真正原因。“梅契尼科夫,梅契尼科夫,”这个名字在我脑中盘旋着,“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个名字?是不是他写过炎症发展过程这方面的书?”我完全慌了神,连炎症两个字拉丁文应该怎么写也想不起来了。这两个字我是记得挺牢的呀,可是此刻竟忘得一干二净。您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跟前,用拉丁文清晰地写出了“炎症”二字,接着您象在课堂上那样认真而详细地给我讲解了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最后,您还列了一些书目让我记下,并对我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