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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瘟疫论》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价值 《广流防疫理论》是清代医生戴天章写的。天章的名字叫林郊区，晚名北山，也被称为北山。清朝江苏省上元市（今江宁县）。戴氏平日崇明末吴又可所倡导的“杂气论”, 尤对吴氏之“瘟疫论”推崇备至, 认为吴氏在温病诊治上颇具心得。但当时诸医家拘守于“法不离伤寒, 方必宗仲景”的思想, 对吴氏的“瘟疫论”均停滞在“虽见其书知其法, 而不能信之”的状况。戴氏在深究分析后, 知其结在“知其名而未得其辨证之法耳”, 并非知而不用。于是在吴氏原本基础上精心地加以注释、增订、删改, 且简要地划分出伤寒与瘟疫的同途异归变化规律, 并举证相对比, 于1675年终撰成了《广瘟疫论》, 为后世在认识寒温病的诊治上, 奠定了如“经典要法”的范本。此书不但使温病学理论从《伤寒》中脱颖而出, 更充实了自立门户的基础, 并流传迄今倍受推崇和应用, 在温病学的发展过程中实功不可没。《广瘟疫论》全书虽只四卷, 但卷卷精华毕露, 短小精悍, 发前人对寒温病所未曾有的对比论述手段, 简朴精要, 条理明晰, 一目了然。全书精华分为下列4个方面。 1 伤寒是“不可偏转”的最核心,是提纲东南角前诸病的“最” 戴氏之前, 《瘟疫论》问世之后, 诸多医家仍偏重《伤寒》, 都认为伤寒之病无所不包。论瘟疫应归属《伤寒》, 故治疗上出现了很多失误。戴氏倡论伤寒、瘟疫同途异归, 认为不能以伤寒论之法而言疫, 于是在吴氏的《瘟疫论》基础上, 开篇立义, 提纲挈领先摆出伤寒之论, 以相对比阐释瘟疫之异, 使人释然理解。在每主题下, 先论伤寒、瘟疫之区别, 再具体论述二者之不同辨治;或先分别论述二者诊治不同, 再作归纳说明不可偏执伤寒立法辨治瘟疫, 层次分明。特别是提出“伤寒下不厌迟, 汗不厌早”与“瘟疫下可厌早, 汗不厌迟”等著名论断, 至今仍为寒温辨治之金言玉律。正因为以对称、对照方式论述, 集伤寒与瘟疫的“论”、“治”于一体, 让后学者一目了然, 大大推广了瘟疫病诊治法的临床应用, 这也是《广瘟疫论》之“广”字的意义所在之一。 2 疫邪兼顾兼证 《广瘟疫论》卷一中的辨气、色、舌、神、脉五者皆以寒温对比论述, 发前人所未发, 为全书精华之一。五辨中谈到嗅尸气, 观面之色泽垢晦, 察舌苔之积粉颜色, 判神情之昏谵, 别脉象之数与模糊等都是从临床实践所得之宝贵理论。现今临床诊断瘟疫仍循此法。 关于瘟疫兼夹证的论述, 戴氏提出:“凡言兼者, 疫邪兼他邪, 二者自外而入也。凡言夹者, 疫邪夹内病, 内外夹发者也。”基本上已概括了瘟疫的临床发病情况, 告诫人们诊察时应慎于瘟疫复杂的兼夹证。治疗兼夹证时, 吴氏强调兼证当必兼治他邪之药而疫邪易解, 夹证当分虚实。实则治夹邪为先, 疫邪为后;虚则治疫邪为主, 扶正为辅, 显示出其独特的临床见解。 3 后从方中论治 《广瘟疫论》卷二、卷三专为瘟疫的鉴别辨证诊断而设。在吴又可《瘟疫论》的表里辨治观点基础上提出:“疫邪见证千变万化, 然总不离表里二者”。以五辨作为主要诊断方法, 辅以五兼十夹之表现, 列出七十一个常见表里症状的鉴别诊断, 对它们及兼夹证时的不同治疗方药也作了详细归纳。 表证:发热, 恶寒, 寒热往来, 头痛, 头眩, 头重, 目胀, 项背拘急酸痛……等常见症状。 里证:烦躁, 呕, 咳, 渴, 口苦, 唇干, 舌燥, 耳聋, 舌强, 二便不利, 血便, 多言, 谵语, 狂, 善忘, 昏沉……等40个症状。 在各症状下, 戴氏又分别阐明不同的病机并详述其鉴别要领和治疗方药, 成为后世论瘟疫症状鉴别辨治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如其论发热症状时, 先提出瘟疫发热与伤寒之不同, 强调瘟疫的发热有在表、在里、在半表半里、表里夹杂、在募原、在虚人等各种不同体现及其病机实质, 再勘酌方药施治, 如此逐条辨析诊治, 使各个症状一目了然。由证立法, 以法定方, 理法方药一以贯之, 相互呼应, 堪称瘟疫史上首创, 也为后世医家在瘟疫鉴别辨证上仿效不息, 确属一大贡献。 4 伤寒乃五法之差异 《广瘟疫论》卷四主要论述了五大治疗方法, 在各种治法上 (汗、清、下、和、补五法》阐明了其概念范围及五法间的相互灵活应用, 并与伤寒之治法进行对照, 分别出二者的不同。对于临床上各种常与变的证候, 还详列了方药随常、变的加减进退, 显示了戴氏的丰富临床经验。 4.1 阴血辨治,救阴通里 伤寒——发汗不厌早, 必兼辛温、辛热以宣阳, 而治表不犯里。瘟疫——时疫发汗不厌迟, 必辛凉、辛寒以救阴, 亦升表通里。有不求汗而自汗解者, 主张“通其郁闭, 和其阴阳”。在表辛凉、辛寒通之;在里苦寒攻利以通之。阳亢饮水济其阴;阴竭滋润以回其燥。气滞开导, 血凝消瘀。必察其表里无丝毫阻滞, 逐邪兼顾养正, 乃为时疫汗法之万全, 故理不同于伤寒。 4.2 下、下仲景承气 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