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幸福观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docxVIP

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幸福观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几马科伦理》（以下简称伦理）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幸福观念。基础论认为，幸福是各种美德和外部善的结合，理性论认为幸福是一种完全对应于思考的幸福。已有大量的笔墨用于辩论亚里士多德究竟同意哪种观念以及这两种观念是否和怎样能够调和起来。相关的一个争论是《伦理学》是否以及如何是一个统一的、延续的作品。因为许多注释家支持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1卷)中赞成涵盖论观念,而在《伦理学》第10卷第6—8节赞成理智论观念。理智论与涵盖观念的争论大大改进了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但是其中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本篇文章中,我打算将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的幸福论和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备受争议的哲学王悖论加以对比。与传统上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立的描述相反,我力图表明在《国家篇》和《伦理学》之间有着令人惊异的亲密的哲学亲缘关系。就像《伦理学》一样,《国家篇》的注释者极力争论国王的利益与哲学家的利益是否相容,哲学家是否和应当回去执政,以及柏拉图在这里是否自相矛盾。在《国家篇中的‘正义’:一个逐步展开的悖论》一文中我论证了建立哲学家和国王之间的对立恰是《国家篇》的目标。这种对立确实是一种悖论,因为国王必须成为一个哲学家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国王,但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会愿意回去统治城邦。原因在于哲学家的正义和幸福与国王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