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史与制度史学科发展的双重因素.docxVIP

智识史与制度史学科发展的双重因素 在历史上，大学学科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学科的历史长于大学的历史,即在没有大学时,这些学科就已经在其他形式的学术机构或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是先有这些学科后有大学。在这方面,“自由七艺”最为典型,今天大学里的很多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就是由“自由七艺”中的“四科”或“三艺”分化而来,属于其衍生学科。第二种情况是伴随着中世纪大学的产生而出现的学科,这些学科与大学相互依存,大学为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制度性的保护,这些学科也为大学的存在提供合法性来源。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神学、医学和法学,虽然在中世纪之前就存在神学、医学和法学方面的知识,但是作为学科,神学、医学和法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密不可分。第三种情况是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制度化,尤其是在高等教育近代化以后,经人的理性设计或权力的规划而出现的诸多学科。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除了上述三种类型的学科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大学里学科的数量猛增。这些新兴的学科大多通过传统学科的分化、交叉或科际的整合而形成,可以归为第四种情况,即所谓的新兴学科。上述无论哪种类型的学科,其形成都与知识的规划和学科的制度化密切相关,每一学科背后都对应着一种知识规划方案和学科建制。基于此,知识规划方案和组织建制就成了今天大学里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在大学里通常先有知识规划后有组织建制,因此,如何理解知识规划以及知识如何规划对于搞好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一、 知识规划时代 对于知识的规划根据合法性来源的不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治性的权力规划;一种是学术性的理性规划。政治性的规划往往借助于外部的行政力量,以政治上正确为标准,对于知识的版图进行重新划分,强化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淡化或遮蔽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那些被强化的知识最终会成为大学里的强势或热门学科,被淡化或遮蔽的知识则会在大学里逐渐萎缩,乃至于最后消失。与政治性的权力规划有所不同,学术性规划通常发生在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其根源在于人既是知识的对象,也是知识的主体,它强调智识生活的理性基础,即学术上正确。因为知识是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没有人、没有理性就无所谓知识。知识史上无论基于权力的规划还是基于理性的规划,都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更何况有时权力和理性本身纠缠在一起,学术与政治之间边界模糊,政治上正确和学术上正确难以区分。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总会有一些伟大的政治家或学术界的巨人对知识的分门别类提出个人意见,这些表征着时代精神的个人意见有时真的会影响一个时代学术的进展和学科的设置。 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知识的生产都会面临被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所规划的威胁,不管这种权力是基于人类的理性还是政治的意识形态,但是没有哪一个时代,知识的生产可以完全被权力所规划。知识的他控性和自主性总是相互制衡,完全偏向任何一方都会是一种灾难。无论作为一种个人化的智性活动还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大学里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在这诸多制约因素当中,源于人性的好奇心和源于社会的有用性,一直是决定知识性质的关键所在。求知的天性往往将知识本身作为目的,但有用性的原则往往会导致知识被行政权力规划。在行政权力的约束下,知识的自主性会被有用性所替代,个人性也会被集体性所替代。今天在大学这样高度制度化的机构里,随着越来越多被权力自上而下所规划的知识,纷纷以学科的名义获得了组织建制的合法性,一个“知识规划时代”已经呼之欲出。“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便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所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会确定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有可能型构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通过“规划”,原本隐蔽的知识-权力关系被公开化。知识规划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知识和权力之间,一方面权力可以规划知识,通过权力的配置可以让大学生产出符合规划预期的“类型知识”;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就是权力,正是通过大学对于知识的传播,权力的影响才无远弗届。当然,作为一种媒介,知识在延伸权力触角的同时也在对权力进行规训,福柯就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disciplinary institute)。大学作为生产与传播高深知识的最为重要的社会机构和制度性场所,其对于权力的规训更为明显。大学制度的完善虽然无法将权力完全关进笼子里,但现代大学的发达程度总是与暴力的盛行呈反比。人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正在从暴力、金钱走向知识,在一个文明民主的社会里,一切权力都要受到专业性的制约,而大学则是各种专业性人才的最大供给者。通过学科与专业制度的设置,大学提升了人的专业性,维护了现代社会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行。 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