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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的文献价值 这项工作的标题不是“研究”一词。因为本文强调了历史事实的叙事，而且研究水平远未达到。关于唐代法律的研究,成果颇丰。唐律完整地流传至今,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这种方便也造成了一些缺陷,比如在研究唐代的刑,甚至研究唐代的法时,过分依赖《唐律疏议》。以致连一些正史中的志、传及一些官修史书等基本资料都很少发掘利用。资料的局限难免造成研究视野的狭窄,或出现研究结论的重复、无法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或为了不同于前人的评价而出现对唐法过于偏颇的赞扬等现象。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资料的归纳整理,简洁地描述唐代的法律体系以及刑在司法实践中的状况。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唐代的“法”有广义、狭义之分。作为“罪名之制”的律,是狭义的“法”,是唐代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在法体系中,刑的御用性是最强的,律实际是法体系中最为薄弱的一环。这一点在唐代武则天时期统治者内部权力之争时,表现得格外突出。当此时政治虽然尚且清明,但为防止刑罚滥用的律常常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被搁置,形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局面。第三,当刑的滥用不再局限于统治者内部的“争权”,而普及到全社会并与“夺利”相结合时,律便形同虚设。权力的腐败不仅“破律”,而且“坏法”。而最终当律、法所体现的精神——礼治所倡导的官吏的自律爱民、百姓的伦理道德、社会的和谐秩序也遭到破坏时,王朝的革命便不可避免了。第四,对一个王朝法制状况的评价,应该包括立法与执法两个方面。相同的法律制度在不同的王朝及王朝不同的时期,执行状况会存在很大差异。三百余年的唐王朝,就立法而言,前后变化甚微。而执法状况前后却天壤之别。 本文以唐代初期、中期、后期不同的“用刑”状况为线索,叙述“律”在实践中逐渐被破坏,立法与执法逐渐脱节、对抗的演变过程。为了避免将古代的法片面地理解为“律”,或“以刑为主”,本文首先叙述唐代的法观念和体系。以此言明“破律”只是“坏法”表现的一个方面。 一、 王朝的“法律” 1. 唐代“法”的主要内容 现代人对中国古代社会有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实为一个“专制无法”的社会,或中国古代的法就是“刑”或以刑为主。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误解,原因在于我们若以此观点去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以此去理解唐王朝则难免会产生诸多的疑问与矛盾。比如,我们很难将如此辉煌的唐帝国的形成只归功于一、两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因为当太宗李世民时代结束时,唐王朝的兴盛与发展并未就此结束。直到黄巢起义后,唐王朝仍能苟延残喘。又如,唐王朝素以法制完备而著称于世。这个“完备”决非只是“刑”的完备。唐及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之“法”更非一个“刑”字可以简单地概括。如果是“专制无法”或只是“刑”的发达,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则难以出现如此长久的兴盛局面。唐王朝的对外贸易也难以达到如此的繁荣而有秩序。 欲论证唐王朝的法(亦可以说是以唐王朝为典型的古代社会的法),必须首先要明白唐人观念中“法”究竟为何意,也就是说唐人的“法概念”究竟包含那些内容。 在唐代,“法”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法”,指刑律。如高祖“既平京城,约法为二十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显然,此处的“法”指刑律。贞观时,长孙无忌被召入宫,唐律规定入宫者不得带兵器。长孙无忌一时疏忽,忘了解下佩刀。封德彝判长孙无忌“徒二年,罚铜二十斤”,而对守卫宫门的校尉则判以死刑。戴胄奋力反驳,以为封德彝对长孙无忌与校尉的裁决是同罪而异罚并上奏太宗。太宗言:“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此处太宗所言之“法”亦为刑律。狭义之法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刑律是一种“罪名之制”。与礼教德政相对,是一种以惩罚为主的暴力性的治国手段。第二,何种罪名施以何种刑罚,具体而规范。故唐“律”502条皆可称为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律条是“用刑”的基本依据。第三,刑虽为治国的必备之器,但是,刑的作用毕竟有限,故而不可无节制的使用。因为,狭义之法——刑只是“圣王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 广义的“法”有两层含义。一切规章制度皆可称为“法”,或“法度”。这种含义的“法”,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各个领域。从这一角度出发,唐代的三省六部制、郡县制、选举制、府兵制、募兵制、均田制、两税法等等皆可称为“法”。古人常言的“祖宗之法”或“兴法度,振朝纲”之“法”或“法度”皆为广义之法。广义之法的另一层含义是道德规范与风俗习惯,这实际上是人们心目中的最重要的大法,一般情况下,多称之为“礼”。韩愈在《原道》中言中国圣人之教的宗旨是仁义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韩愈进而以为,礼在治国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刑律。其以心灵感化为主,使人不仅能远恶,而且能向善。所谓“礼”实际上就是儒家经典中所竭力提倡与维护的忠、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