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艺》杂志的出版.docxVIP

《新文艺》杂志的出版 《新文艺》杂志是解放前山西省运城出版的一本出版物。1947年3月创刊,同年8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了五期(其中三、四期合刊)。刊物登载了部分知名作家和不少青年文艺爱好者的作品,内容清新、高雅、健康,形式活泼。16开本,每期40—50个页码,五六万字,封面套色。在当时被称为文化沙漠的运城,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份文艺杂志,象漆黑的夜里燃起一支火把,给运城(乃至晋南)苦闷的文艺界和青年带来一线希望。刊物在西安印刷,发行于山西、陕西、北平、天津和陇海沿线城市,因此,得到国内文艺界的瞩目,在国统区沉寂的文坛,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新文艺》杂志,纸张早已泛黄、发脆、有些册页凌乱,字迹也漫漶不清了。但这一行行繁体方块字中间却凝聚了我们编辑者的辛勤汗水,记载着我们在白色恐怖逆境中的艰难创业的经历。回眸往事,感慨万千,使人难以忘怀。 每当我们重新翻阅这本杂志的时候,不由深深怀念我们的同学、兄长、挚友阎栋材同志,栋材是位朝气蓬勃、思想激进、热情奔放的青年诗人、作家,他把全部心血倾注于《新文艺》的筹办和编印。可以这样说,没有栋材就没有《新文艺》的问世,没有栋材就没有《新文艺》的正确方向和所取得的成就(阎栋材情况请参阅本刊第95辑——编者)。 (一) 我们是哪里基础上的 我们两人当时正在运城中学上学,田农(原名扬天彪)从西安转来,上高二,觉民上高三。说也奇怪,我们籍贯不同,当初上学也不在一起,但初期的文艺写作经历却十分相似:我们都是抗战期间上初中,因为对国家民族遭受的灾难忧心如焚,由苦闷而沉默,终于勇敢地以笔作枪,开始文艺创作;我们都参加了进步文艺社团,在师友帮助下学习提高,也分别在报纸上编过文艺副刊,因而和一些老作家以及文艺界的青年朋友有较多的联系;1946年我们都到了运城,我们和爱好文艺的同学杨时中、潭允升等,都希望有一块自己的园地,发表青年同学忧国的作品,以激励人们,进行斗争。但几个穷学生,经费当然有困难,而没有领衔的主编,刊物也打不出去。正在此时,栋材(田农的中学同学)回到运城,担任《民声报》编辑。我们经常在他住的小楼里聚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谈到办文艺刊物,一拍即合。《民声报》是运城盐商创办的,名为民办,实际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吹鼓手。栋材对该报所持政治立场,十分鄙夷,不久,就主动辞职。在当时辞职就等于失业,又等于丢掉饭碗,栋材就是冒着这样的风险,开始《新文艺》的筹备的。 这时,觉民认识一个叫刘清华的文艺爱好者,刘清华被三青团排挤,遭到解雇,因而失业。刘有个朋友是河南某船舶所的老板,资助他一笔钱让他弃政经商。刘是个书生,对经商没有兴趣。他欣然答应把钱拿出来,一起办《新文艺》,终于使我们办刊物的理想得以实现。 《新文艺》筹备时期,栋材我们三人就和刘清华研究确定办刊物的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栋材提出文学是不能脱离政治和时代的,我们办的是纯文艺刊物,但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站在人民一边,忠实反映时代、反映劳苦大众,利用文学特有的战斗作用和感召力,揭露旧的、黑暗的、反动的,唤起人民对黑暗势力的抗争精神,鼓励人们奋勇向前,迎接美好的明天。我们还商定刊物坚决不登载色情、侠义、低级趣味、格调不高的作品,《新文艺》应该是对敌斗争的阵地,而不是供老爷、小姐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在以后的编辑工作中,这个指导思想和方针得到很好的体现。刘清华尊重我们编辑们的工作,从不干预编辑事务。 刊物筹备时期,我们还研究了一个问题,就是把编辑部设在哪里好。开始打算把编辑部设在西安,分析了有利条件,西安是文化古城,文人集中,精英荟萃;又加交通方便,联系面广泛,办刊物影响大。而且当时郑伯奇、青苗等知名作家的的几个文艺刊物,有的被查封,有的被迫停刊,我们小字辈人物,目标不大,可以趁机进入西安,占领阵地。但西安也有不利因素,这就是当时刊物要公开出版发行,先要经国民党中宣部审查备案,《新文艺》未经登记,本身就不合国民党的“法”。又加西安是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反动势力猖獗,栋材、田农在西安又是特务监视跟踪的对象,长期在西安活动,安全没有保障。相对而言,运城地方偏僻,但还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决定在运城创办,在西安印刷。为了蒙混检查,我们在刊物上印了一行“本刊正申请登记中”,其实我们根本不想办登记手续。从第二期起,我们把编辑部转移到河南陕县。因为陕县在铁路线上、交通方便,距西安也近点,编发方便。 (二) 青苗、姚雪钺:“从黄河东南角的通道,让”植物打造成了自己的“改造”,让他官 《新文艺》创刊伊始,就得到国内不少老作家和广大进步青年作者的热情关怀、大力支持。作者阵容是整齐的,作品内容是积极健康的。编印的五期刊物上,先后蒙郑伯奇、青苗、李健吾、何其芳、姚雪垠、李广田、青勃、范泉、谷风、沙鸥、丽砂等老作家、老诗人赐稿支持。创造社创始人郑伯奇在《新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