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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期的苏天爵及其《国朝片名》 元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牧场上的另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于契丹和女真之后。它是辽金王朝之后的另一个封建王朝。自忽必烈于1260年即汗位,1271年始定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建都大都(今北京),至1368年灭亡,共计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这一时期虽然比较短暂,但在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不为民族偏见所囿,主张以较先进的汉族文化改变北方游牧民族较为落后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性质的转化和民族间的大融合。这些主张和措施大大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进步。他们的法律思想及其著作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天爵其人,就是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耶律楚材之后很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河北真定人。晚年以其定居滋溪,人称“滋溪先生”。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在第一,授从侍郎,大都路判官。泰定元年(1324),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至顺二年(1331),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四月之内,上奏章疏凡四十五,“凡人君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者、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后历任刑部郎中、礼部侍郎、淮东道肃政廉访使、枢密院判官、吏部尚书、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后至元六年(1340),擢升参议中书省事。至正四年(1344),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史称“天爵自以起自诸生,进为师长,端己悉心,以范学者”。从其供职履历可知.他三次官拜监察御史,三次出任行省参知政事,几乎遍历行政、司法、监察等中央、地方各主要职能部门,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掌握有较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的奏文及著述反映了元代行政、司法、监察等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所撰《滋溪文稿》,三十卷,常见者有《适园丛书》本。其中奏议数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法律思想;所编《治世龟鉴》,一卷,常见者有《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所收以及《瓶华书屋所刊书》。借古讽今,“所采皆宋以前善政嘉言,……殆有深意也。”(《治世龟鉴》·卷首·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其他如《国朝文类》,七十卷,“去取多关乎政治”,为元史研究之重要史料文献;《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为明初修《元史》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他不仅是元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法律思想家,本文即从法律思想角度作初步的探讨,藉以为问路之石。 苏天爵作为元代后期著名儒臣,其法律思想无处不打上儒家传统法律思想的烙印。如他的“礼乐教化为治之本;法制禁令实辅治之具”的政治主张;“立法在于可守,用刑贵乎适中”以及“用刑本之以宽仁,施之以忠厚”的刑罚观;“为治莫先于择人,择人贵在于守法”的用人思想。这些思想的渊源甚至都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孔、孟、荀那里。 苏天爵师承安熙,时安熙欲从元儒刘因学诸子之学。“而因已殁,乃从其门人乌叔备问其绪说。盖自因得宋儒朱熹之书,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晚年的苏天爵,虽“人有包、韩之誉,然以忤时相意,竟坐不称职罢归”。而他“复以释经为己任”,著书立说.整理诗稿、文稿,自成一家之言。可见其作为一儒者,虽历经仕途、宦海浮沉,但他的追求并未泯灭。他提出的一些应用性很强的刑法主张,益之以他的司法实践,在当时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应该是研究元代法律思想的主要方面之一。 一、 “法是世界的正义”和“法是历代法典”的“法”和“法”观 (一) 法与“治”“律”“法” 关于“法”和“律”的含义,自古就有不同的解释。苏天爵认为:“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辅乎治也;律者,历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他的“法者,天下之公”的认识,与相去不远的金世宗完颜雍“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的观点颇相似。把法当作一种抽象出来的精神，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用来辅助统治阶级治理国家,这种思想古己有之。先秦法家就曾作过非常形象的界定,描述法的公平性、客观性。苏氏对法的诠释,依然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法的作用在于“辅乎治”,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工具,供统治者使用。很显然,法的公平性仍然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苏氏认为,统治者凭借法的公平性治国,其实现途径则须由“律”来承当。他对律的解释是指历代相沿的法典,也就是具体定罪科刑的律条。在这里.律是法的代表物,是载体,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法是精神,是本质内容:他指出:“自昔国家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律。”即治国必须立法,立法则必须制律,二者互相依存,不可或缺。实质上二者是同一内容的不同存在形式。律的可操作性表明它可以用来贯彻法的精神,实现法的要求,即“行乎法也”。可见,律又是充当实现法的公平性的手段和工具。基于这种认识,苏天爵奏请皇帝诏准制律。 (二) 从“体系性”到“法律汇编” 律的制定过程是一项复杂的技术过程,不仅要求制律者具备很高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