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的对应关系.docxVIP

《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的对应关系 根据ph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nabokov，1899-1977）的记忆，1937年的巴黎可以在夜间与乔治赫赫（1822-1941）一起晚餐。乔治赫斯在现代文学中使用了神话。此语令纳博科夫大为惊讶,他提醒乔伊斯,他自己就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使用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并且还有专门就《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的对应关系写的一本书。但乔伊斯认为,那只不过是“心血来潮”。在纳博科夫看来,乔伊斯指使斯图亚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写《詹姆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一书的事儿并不像是心血来潮。吉尔伯特在此书的序文中也千真万确地指出,没有一段话不是经过乔伊斯核准的。“那是一场可怕的错误“,乔伊斯解释到,“只是为图书作宣传。我非常后悔。”乔伊斯芦笛般的声音,除了萦绕在纳博科夫的耳边迟迟不肯消退外,似乎并没有多少后悔的意思。《尤利西斯》与《奥德修纪》之间的对应关系被不断地阐释、发挥、挖掘,甚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一书中认为,存在于《尤利西斯》中的荷马史诗的回声其实是非常含糊、非常笼统的,这种在古代神话中找对应关系的作法纯粹是浪费时间。“在书中的每一个人物身上、每二个场景当中寻找这种准确的相似,完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比以陈腐的神话为基础而引申、并延续下来的寓言更使人厌烦的了。” 一、 奥德修的人性 事实上,乔伊斯不得不承认使用希腊神话是个可怕的错误,一方面是为了去除《尤利西斯》因袭传统的落后性和守旧性、增加它的革新性和原创性,另一方面也是迫于现代主义势不可挡的强大压力。自19世纪以来,希腊的神话传说和古典的美学原则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颠覆。“大家都知道,古代诸神们之所以声名狼藉,乃是因为他们的爱情故事相当丑陋;现在历史又重演了,世人已开始把一向为吾人所赞扬之美德与高超之理想背后所隐藏的弱点揭穿出来,而且正以胜利的姿态向他们喊叫:‘你们这些神根本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仍然免不了人所俱有之弱点-是一些充满死人之骨骼与污秽之物的白坟墓。’”显然,在坟墓之上建一座现代迷宫是充满险情的,免除《尤利西斯》摇摇欲坠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这些诸神消亡。“旧的诸神-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诸神开始消亡。关于这些神的流行概念受到激烈的攻击……荷马的诸神就丧失了它们的权威。它们的拟人特征被清楚地识别出来并且受到严厉的批评。”《尤利西斯》所处的时代不是一个创造神话的时代,而是疯狂地摧毁神话、粉碎希腊原则的时代。 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早就指出了古希腊艺术内在的残酷性。他在《罗丹艺术论》中说,萨莫德拉克的胜利女神“不是所有人的‘自由女神’,而是高贵人的‘自由女神’。哲学家非常欣赏她;但是那些被损害者,为她所鞭笞的奴隶,则和她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希腊人理想的缺点。希腊人所理解的美是‘智慧’,梦想的‘秩序’,所以仅仅服务于那些有学识的人。这种美轻视贫苦的灵魂,对于受损害者的良好愿望毫不动情,而且不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灵光。这种美对于不具高深思想的人,是残酷的。它鼓动亚里斯多德做了奴隶制度的辩护者。它只求形式完善,而不懂得一个受辱者的表情也是崇高的,它把不中意的孩子残忍地投进深渊”;“你瞧,如今我们对古代的神有好感,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再也不能加害我们了。”奥德修同样是残忍的、狠毒的,就是雅典娜也认为,奥德修疑心太重,就是天神们也没有他的心眼多,而且这个家伙处处想骗人,甚至在自己的家乡也不忘说谎。他的足智多谋、奸诈狡猾不过是为了增加财富和奴隶的数量;他狠毒地杀死所有的敌人,只为了好战的本性和维护贵族式的自由。荷马史诗的世界是一个野蛮的、可怕的世界,英雄们既无道德、也无廉耻,他们不但欺诈、通奸,而且还以此为骄傲。荷马的神祇是不道德的,不光彩的。为这些可耻行为辩护的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说成是个孩子的游戏。“他们以人生为游戏,以人生一切严肃的事为游戏,以宗教与神明为游戏,以政治与国家为游戏,以哲学与真理为游戏。”在文明人眼里,吟颂这些神话的人还只是个孩子,是个还没有被文明化的孩子。这个借口听起来很合理,但这个儿童无论如何称不上是个“正常”的儿童。“希腊人的美感因素没有激发出良心,它孩童般地毫无羞耻心。” 如果说希腊神话是西方人童年时代的产物,那么,幸好这一儿童期已经是万劫不复了。让现代的《尤利西斯》与神话中的《奥德修纪》一一对应显然是个很可怕的错误。如果以古代神话为媒介,来揭示现代人生存的本质,那么,这种途径不但不可能到达本质,而且只能离本质越来越远。正如沃纳.霍夫曼所说的,“渴望占有生活的真实,这需要废除所有的中介物,并怀疑艺术作品,因为一位想要接近现实的艺术家在每一种预先形成的观念中、在每一项创作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