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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星衍目录学成就论 孙兴炎（1753-1818）被称为“伯渊”，是“元叶”、“吉宇”和“方茂山”的出生人。他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和学者。在乾嘉学者中,孙星衍属于兼通型人才,其治学范围及治学方法在当时颇具典型意义。然而对孙星衍的研究,目前尚较薄弱,这与其学术贡献不相符合。本文仅就其文献学尤其是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方面的成就作初步论述。 1 编写书籍,即类目 孙星衍不仅喜欢藏书,而且为自己的藏书编写了三部书目——《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和《廉石居藏书记》。前两部书目在目录版本学领域影响尤大。 1.1 “类目”的设置 孙氏祠堂修建于嘉庆三年(1798),孙星衍丁母忧归居南京时,孙氏之书即藏于此。为统计祠堂藏书的数量,也为便利宗族子弟循序诵习,孙星衍于嘉庆五年(1800)编成《孙氏祠堂书目》,并作《孙氏祠堂书目序》。在这篇《序》里,孙星衍着重阐述了将自己的藏书分为十二类的目录学思想。在那个四部分类法已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孙星衍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藏书分为十二类,是从自己的藏书实际出发、本着实用的原则进行分类的。孙星衍的私人藏书数量毕竟有限,如果按四部分类,不少小类可能出现收书很少或根本无书的情况,类目便有虚设之嫌。孙星衍根据自己藏书的实际情况,将图书分为十二类: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辞赋、书画、小说。他又在大类之下设置小类,实行二级分类法。这样的分类体系既基本符合孙星衍的藏书实际,又为教课宗族子弟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顺序,同时也更能体现出孙星衍作为一个目录学家的革新意识。郑鹤声在《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对这一分类方法予以高度评价:“实开目录学上未有之先例,而厘然有当于学术。”虽然有人也曾责难孙氏医律合一不够恰当,笔者认为,孙星衍对此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为达到“分部十二,以应岁周之数”的目的,以适应按日程教课宗族子弟的需要;其二是因为他所收藏的医书只有66种,律书只有15种,如单列门类,与其它各类相比,不免有失重之感。但无论如何,孙星衍把医、律从子、史中独立出来,这与他“划小学于经学之外,出天文于诸子之中,析地理于史学为二”的革新思想是相一致的。后来,缪荃孙的《艺风藏书记》所采用的十部分类法即直接脱胎于此,可以看作是对孙星衍目录学思想的认同和继承。在著录方法上,《孙氏祠堂书目》分为内、外编,这种编分内外的体例在私藏目录中也是很少见的。对此,后来学者议论不一。笔者认为严佐之《中国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中提出的看法比较合理。他认为孙氏的内、外编犹如正目与附录,仍然是从教课宗族子弟、使其循序诵习的角度出发进行编排的。与此相关,《孙氏祠堂书目》作为一部兼有导读性质的目录,采用的是同书之下著录不同版本的做法。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是在继承了这一做法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孙星衍在目录学上的革新思想及其贡献不容忽视。 1.2 《天禄用书》版本与著录内容的创新 “平津馆”为孙星衍任山东督粮道时在山东的藏书处,所藏书籍绝大部分由金陵孙氏祠堂转运过来,其数量几乎占孙氏藏书的一半,而《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只著录了其中的338部书,堪称孙氏藏书之精品。孙星衍之所以要把这些善本书挑选出来并为之编目,是受到阮元进呈四库遗书并纂成《四库未收书提要》的影响。虽然孙星衍后来并没有把这些书进呈朝廷,但他为此而编写的《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却在清代版本学发展中影响深远。 《平津馆鉴藏书籍记》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版本著录上。该书按版本编排,依次为宋版、元版、明版、旧影写本(旧写本)、影写本(写本)、外藩本。《补遗》、《续编》一依其例。因孙星衍编写此书的初衷是进呈朝廷,故其编写体例颇受《天禄琳琅书目》的影响。《天禄琳琅书目》以宋金元明刊版朝代为次,每类版本则依经史子集编排。孙星衍基本上沿用了这一做法而更有侧重。他于每书之下著录书名、卷数、作者、前后序跋、缺补情况、收藏印章、牌记等,都可看作是对《天禄琳琅书目》的继承,但他没有一味仿效《天禄琳琅书目》的做法,而是有所发现和创新。 (1)已经注意到不同版本的不同标记。如宋版《纂图互注南华真经》十卷条,在比较宋版与巾箱本、音义本的区别时说:“巾箱本,‘互注’等字俱用黑盖子,此本俱用重栏线别之;巾箱本、音义本字用方线,此本多用黑盖子。” (2)较早地发现并记载耳题。如宋版《刘子》十卷条下“左栏线外上俱标篇名。” (3)广泛地记载版心内容。有的记刻书人堂号,有的记书名简称,有的说明有刻工姓名,有的记载刻书时间,等等。 (4)把版口、行款的着录作为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明确地提出了黑口的概念。如宋版《纂图互注荀子》二十卷“ 黑口版。每页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5)产生了比较版框高低的意识。如宋版《纂图互注荀子》二十卷条在与巾箱本比较时即用此法:“标题、行数、字数、序文、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