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docxVIP

张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 1853年出生于南通海门农民的张健从小就很聪明。他的家人希望他通过科举考试离开农场，走上公职。故“以读书励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P.381)参加过乡试6次,会试5次,殿试1次,科场拼搏三十年,至1894年,终于四十二岁时金榜题名,授翰林院修撰。张謇本可以拾仕官之路成为安富尊荣的封建官僚,然二十余年的功名求取路,使他痛感科举制度禁锢人才,摧残个性,“遂一意断仕进”,由此萌发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想。面对甲午战败,民族危机严重的局势,他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国势日颓并安于积弱乃是教育落后,因此,张謇指出“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PP.24~25)张謇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主要是由于办教育培养专门人才,从而发展工业的缘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则是因为中国的实业、教育事业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下,总结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P.18)因此,要想挽救民族危机,就必须大兴实业、大办教育。1895年,他辞官回到南通,偏居一隅,全心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直至1926年去世。张謇一生创办的工业、农业、交通业再加上他所举办的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事业,不仅改变了南通社会与经济的落后面貌,而且对江苏乃至中国教育事业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謇是一位思想开放,富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家。他主张办教育“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力主参考仿效东西各邦学制,以发展中国的教育。在借鉴别国经验时要坚持利我之用者学之,学其实质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张謇很崇尚日本教育方针与模式,曾东渡日本,进行过70多天考察,参观了35处教育机关,对其学校制度、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等方面都一一加以研究,认真考察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一些经验。通过对国外教育考察和借鉴,也更加深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感到当今世界的竞争,是学问、才能的竞争、教育的竞争。他说:“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P.25)因而更加重视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并在教育实践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 师范教育思想 张謇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地论述师范地位、提倡尊师重教,并且躬身力行从事师资培养的教育家。张謇的师范教育观起源于他对师范教育的认识:一方面,师范教育与普及教育密切相关,而普及教育事关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事关国家的盛衰兴亡;另一方面,从教育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普及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师范教育又是普及教育的基础。他的师范教育观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阐述:“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P.24)“兴学之本,惟有师范”,“教不可无师”(P.13)和“师范为教育之母”。(P.167)1902年,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立师范学校的起点。张謇首开办师范教育之先河,影响波及全国,很快京、津、冀、湘、闽等地都相继建立师范学校。为适应培养各门类和各级人才的需要,张謇不断扩展师范学校的类型和教学,相继办起了多类型的师范学校:有男师和女师;普通师范、专科师范和特种师范;幼师、中师、高师等。 在办学实践中,张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师范教育思想。他在其制定的《师范章程改定例言》中明确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P.17)旗帜鲜明地表明其教育目标是使师范生在思想、知识、身体素质三方面获得全方位的发展,从而塑造具有完备人格的国民教师。张謇非常重视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一方面,他要求学生打破唯我主义,心中要装有祖国,号召学生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他也十分强调学生的品行修养。他认为教师是为人师表的,不但要有渊博的学识,而且要有“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勤苦俭朴”诸美德,对学生还要有爱心与耐心:“苟无慈爱心与忍耐心者,皆不可任,固不纯恃学业之优为已足尽教育之责也。”(P.106) 课程设置方面,他结合其东渡日本,学习日本和其他各国学校的课程设置,主张授课要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既设文化课,又设专业课。当时通州师范学校的课程,计有“教授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数学、国文、博物、理化、测绘、体操”等。对愿意深造的学生,毕业后可加习随意科,以扩大知识面(如在通州师范随意科为:政治经济学、农艺化学、英文三科)。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实用、自得、自动”,提倡学用结合,要求教师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实践教学,反对学生闭门读书。张謇从师范教育的特点出发,为师范生提供实验基地。“寻常师范中,亦必立一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教授之地。”张謇要求师范生在最后一学期,必须到附属小学实习教育。张謇对学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