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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收入差距与健康与教育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
一、 微观视角:扶贫与健康
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迅猛增长,中国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发生率持续降低,为世界减贫做出了重要贡献。1但若按照国际标准衡量,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巨大,尤其是农村。2按照Sen(1981)基于生存能力的定义,减少贫困可以理解为提高营养、健康状况以及教育水平;而贫困减少的程度依赖于两个基本因素:收入水平提高与收入差距缩小。因此,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研究健康与教育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及其差异是基于贫困定义和内涵所衍生的一个基本命题。基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对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农村扶贫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中国的农村贫困及减贫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的度量和界定、贫困的决定因素、反贫困战略等三个方面。其中,贫困决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经济增长、区域特征、国家政策等宏观视角,又称为外因视角;二是基于农民素质与行为、农户特征等微观视角,又称为内因视角。就宏观视角看,经济增长、收入不均等与贫困的关系是贯穿该研究的一条主线(叶普万,2005)。众多文献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对减少贫困的决定性作用(DollarKraay,2002;Yao et al.,2004;林伯强,2003;夏庆杰等,2011)。在实践上,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所坚信的滴漏经济增长(trickle down economic growth)也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3但部分研究表明,在滴漏式增长中,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升有助于贫困人口数量下降,而收入差距扩大则对贫困减缓具有阻碍效应。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消除贫困问题,甚至有可能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引致贫困增加(SonNanak,2008;Benjamin et al.,2011;万广华和张茵,2006;罗楚亮,2012)。与宏观视角的研究相比,微观视角的研究相对单薄,已有文献主要是关注了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的影响。部分学者(VanMuysken,2001;Hemmi et al.,2007;王弟海,2012)认识到营养和健康对降低贫困的重要性,认为健康人力资本(health human capital)可避免农户陷入“贫困陷阱”(poverty trap)。更多学者关注了基础教育、工作经验和职业教育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贫困的影响,认为基础教育是影响农户贫困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Autor et al.,2003;王海港等,2009;章元等,2012)。徐月宾等(2007)、章元等(2009)从农户家庭特征视角进行的研究发现:人口负担率高、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更容易陷入贫困。也有一些学者从农户行为视角进行了研究,例如:Du et al.(2005)的研究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有限,因为农村贫困人口外出打工的可能性较低;但程名望等(2006)、章元等(2012)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该结论。
就以上基于微观视角的文献看,已有研究认识到了健康与教育对农村减贫的作用,但仍存在如下不足:第一,在研究视角上,要么仅着眼于教育,要么仅着眼于健康,同时关注健康与教育,并比较这两个基础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村减贫效果及其差异的研究十分鲜见。第二,在数据和方法上,多采用宏观经济数据或小样本微观数据,要么仅基于收入增长,要么仅基于收入差距,且计量分析中运用的多是均值回归模型。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从收入增长与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研究健康与教育对中国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差异。主要的创新和贡献有:第一,采用中国目前已有最完整的微观农户数据(严斌剑等,2014),更有效地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本文的数据,涵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是具有极强代表性的大样本微观数据。第二,应用分位数回归方法(quantile regression),4创新性地基于收入增长与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比较健康与教育对农村减贫的效果及差异。第三,采用不同的贫困标准,检验了健康与教育对农村减贫效果的稳健性问题,对中国贫困线的完善或讨论有借鉴意义。
二、 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
(一) 家庭成员样本分布
农村固定观察点是1984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家农业部具体组织指导,至今已连续跟踪长达28年(1986—2013年)的一项全国性农村调查工作。该调查于2003年后启用农村住户和家庭成员两级问卷,较全面地反映了全国各地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生产、投资、消费、就业及其它各项活动,为本文较全面的选择变量提供了可能及良好的数据基础。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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