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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法制建设的历史考察 1871年，巴巴利公社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独裁的第一个尝试。这也是工人阶级和工人建立法治和实现人民主权的伟大创新。研究巴黎公社的法制建设问题,加深对无产阶级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本质内容的理解,对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三权分立”———公共自治组织的性质和作用 巴黎无产阶级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创建了真正代表劳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关。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作为革命领导机关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发出公告,号召人民“进行公社选举”,“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①1。明确指出:巴黎人民“应有自己的议会”,可叫“公社议会”或“公社”,这样的议会“基点在于经常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断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助”,以维护全国人民的权益②1。巴黎公社作为新型的人民立法机关,第一次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特点,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首先,普选的性质和意义不同。公社的选举是广泛的和直接的,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任何限制。参加选举的选民比例是很高的,有近23万人参加了投票选举。选区的划分有利于劳动人民,各区代表数目与居民人数成正比,人口较多的工人区,代表名额就多。选举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在准备选举的过程中,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宣布:将保证巴黎人民“充分表达你们的意志和力量”,“将采取严格措施,使你们所要求的权利不受侵犯”③1。在《选举公告》中,又号召选民要“挑选真心实意的人,出身平民,坚定、积极,有正义感,公认为正派的人”;“要提防野心家和向上爬的人”,“提防言而不行的空谈家”,“也要避开财运亨通的阔佬”;“只有从你们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才能“创立真正代表人民的机构”④1。选举结果表明,当选的公社委员大多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马克思对公社实行的普选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⑤2 其次,普选产生的立法机构的性质和作用不同。公社不再象资产阶级议会那样,是压迫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而是代表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⑥2。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工人阶级“执掌政权的形式”⑦2。这种形式“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⑧2。公社也不再象资产阶级议会那样,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清谈馆,而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资产阶级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议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全国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国家大权却掌握在行政首脑手里,议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行政权的骗人的附属物而已。公社是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否定。公社委员既代表人民的意志立法,又要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从事管理工作,并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这样,在立法过程中发表意见和讨论问题就不会流于不负责的空谈和骗局。 再次,国家机构和劳动群众的关系不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实际上是以假招牌欺骗人民,阻隔劳动群众管理国家,以保障资产阶级的统治。巴黎公社保障工人群众对国家的管理,以人民公仆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殊权贵阶层。在公社选举之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宣布:我们要选举产生的公社议会的委员,将“不断受到舆论的检查、督促和批评,是可信赖的,对选民负责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的”⑨1。公社本身也是“一个对选民负责的、随时可以撤换的机构,是置于公民不断的监督之下工作的”⑩1。公社的实践证明了它的言行一致。公社首先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权利。公社委员经常到群众性俱乐部参加集会,传达情况和接受质询;经常回本选区报告工作。各区还设立了群众性的监察委员会,处理来信来访。各种报刊也经常刊登人民的批评建议,实行舆论监督。正是由于这些做法,公社才及时地清除了混入公社委员会的内奸和密探,对玩忽职守的代表给以撤职查办。这充分显示了巴黎公社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112)。列宁指出:这一制度“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这道围墙”(123)。 巴黎公社时期,制定和颁布了数百项公告、法令和决定等,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创新。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创建无产阶级新型政权的法律制度。公社诞生后,颁布了公社为当今唯一政权、凡尔赛命令一概无效的法令,表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被摧毁,赋予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性。公社成立了执行、军事、公安、司法、财政、粮食、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