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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的中国经济 李教授。作为一名著名的学者，一些媒体对你的学术和科学研究进行了大量报道，但你在此之前的一些成长经历并不清楚。我们知道,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您与我们的国家一起经历了一些大的挫折,特别是“文革”对您这一代人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您这一代人以后的发展命运。您能谈一下这段经历对您个人成长的影响吗? ●一个人的经历会决定他的人生道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尤其这样。过去常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与新中国一同成长,也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成功、挫折与苦难。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是差不多的,但是成长的环境对人生的影响就因人而异。对我来说,特别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就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在我的少年时代,国家充满朝气。当时自己的强烈愿望,就是要为国家的繁荣与昌盛献身。然而,正在步入青年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史无前例的大挫折,也是我们一代人的个人成长的大挫折。当时我也下过乡,插过队,去农村接受再教育。这中断了我的学习,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但是从化消极为积极的角度来考虑,下乡劳动的经历也使我的人生阅历得以丰富,使我的思想更趋成熟。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使我了解到作为中国大多数人的农民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愿望以及他们的动力。这对我以后从事经济史研究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历史毕竟是由人民群众,而不是英雄豪杰、神仙皇帝造就的,如果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研究历史就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经历迫使我直接跟人民接触,对我以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对过去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也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什么会发生。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的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留下了严重的隐患,后来加上“文革”的“左”的错误,结果使得我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文革”后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只有从深层次的角度来思考,从中国几百年的经济特质来看,才能加以合理的解释。这对我们从事研究经济史学的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所以,每一个人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能亲身体验和见证这样一个伟大历史变化的过程并融入其中,是很难得的。 ○您为什么会选择做历史研究?那么对历史的兴趣最初是如何培养起来的?之后您是如何将兴趣不断强化并开展研究的? ●任何一个人的选择都有两方面的,一个是个人的兴趣,另一个是环境的影响。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一开始往往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我们都想知道过去是怎么样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用一些方法或构想技术去将历史呈现出来,这就要进一步学习研究历史、探求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规律。 史学在中国的地位非常的奇特。“文革”时期历史是被极端政治化了,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历史可以说是一个“热门”,以致形成八亿人民大学历史(当然只是那种荒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儒法斗争”的“历史”)的独特景观。但那种历史是伪历史,绝非是真正的历史。他们那些“理论”更是荒谬绝伦,完全与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无关。不过这种学“史”热是不正常的,因此“文革”结束后,社会走上了正轨,研究历史的人也就变得比较少了。 在现代社会中,因为社会分工只需要少数人成为职业历史学家,因此进行专业的历史研究的人总是少数。我能够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是很荣幸的。尽管社会只需要少数人做历史学家,但是社会却不能回避以下这些问题:什么是历史(亦即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样)?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亦即应当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去)?这些问题只能由专业的学者来回答,这也就是历史学家存在的必要。 所以,对于研究的选择首先是兴趣,然后是正确与不正确的社会风气的认识。这与我的家庭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我的父亲李埏先生就是一位史学家。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对史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即使在插队时也带着一些如《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有时间就读。在十年“文革”中,虽然遭受了很大的灾难,但始终没有中断自学历史。这对我的基本功的练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任何研究如果不掌握基本功,一切工作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从事历史研究,如果没有基本功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没有真实的东西就不能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理论体系。在好的基本功基础之上,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刻苦研读,已经基本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体系。另外,我的导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O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硕士、博士,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其中最深刻的体验是什么?与您同一批的硕士博士以后都从事什么工作?您认为包括您在内的这批硕士博士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为了实践您所说的历史使命,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研究目标呢? ●六年半的研究生生活,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谈到我研究生生活最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