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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合法性的伦理思考 许多传统作家认为，有必要问为什么有些人公平地倡导安乐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困难和前沿的伦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称之为仁、善、智、善，这是一个激烈而微妙的伦理问题。 一、 安乐死的法律意义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 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无痛苦的死亡, 安然的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 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主要涉及对患有严重先天性残障或疾病的新生儿实施安乐死术和对身患绝症的成年病人实施的安乐死术两类。我国将安乐死定义为, 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状态下, 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度痛苦, 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 经过医生认可, 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 从20世纪30 年代起, 西方国家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 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是否应合法化的大论战。1993年2月, 备受争议的安乐死法例在荷兰正式生效, 使荷兰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无独有偶, 1996年, 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改革开放以后, 安乐死问题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围绕安乐死问题, 我国的医学界、法学界、伦理学界一直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1997年来自17个省市的伦理学界、医学界、法学界近百名专家学者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 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 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 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部分代表认为目前在我国实行“安乐死”为时尚早。 二、 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在价值:认同和救伤,批判自然的人生哲理 生还是死, 这是一个大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 人还没有咽气而人为地把他置于死地, 这于伦理、于良知、于法律都过不去。对患者家属而言, 要尽最大努力, 以免留下千古遗憾, 从道德责任角度而言要无愧于心。 传统的伦理道德非常注重生命和人生, 传统文化一向看重生命、重视血缘、注重孝节、敬爱长辈。所以, 安乐死与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尊重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文化不相吻合。对重症和绝症病人放弃治疗, 这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在此种道德伦理影响下, 许多身患绝症的病人的家属甘愿积年累月地花费高昂的医疗费用去维持那些病人的生存, 即便早已债台高筑, 如果对亲人主张实施安乐死, 他们会被社会认为是“不孝”, 是“大逆不道”, 要被周围的人们指戳脊梁骨, 要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不自在地生活。 从病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自认为是社会和家庭的累赘。病人的这种自我评价是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密切相关的, 当事人的生活愿望往往取决于他从外人那里获得了一种怎样的对待, 所以病人的决断不可能脱离他的外在的社会关联。如果带着这样的认知实施安乐死, 对我们的社会伦理道德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其实, 他们本身不仅十分渴望享受生命, 而且很多人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认为“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失也”。即一个人的身体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父母的, 若是毁伤了自己的身体, 便是侵犯了父母的权利, 将被视为不孝。 同时, 传统的医学道德对医护人员产生了巨大压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医学伦理学坚持一条不可违背的原则: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医务人员的天职。传统医学伦理学不允许在一个人死亡前采取任何人为的、缩短其生命的行为, 否则就是“仁慈杀人”。 中国自古就有“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之说, “人命至重, 贵于千金”。 即使病人已病入膏肓, 救人性命, 这仍然是当医生的职业天性, 更是人性的本能体现。要从“救人性命”到“助人死亡”, 这是传统的中国伦理所不能容忍的。反对“安乐死”的人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安乐死就是谋杀!”是对人生命的轻视和亵渎。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医生曾公开宣誓:“我绝对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 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P118)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充分肯定了该誓言, 在其汇编的日内瓦法规中严格规定:“一个医生必须始终记住保护人类生命的职责, 一个医生对他的病人应完全忠诚和贡献他的全部科学知识。”(P23) 这些构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核心, 是人道主义生命伦理规范的价值追求。传统道德规范对人的生命的确认和保护抓住了生命问题的本质, 是一项社会整体性和基础性的制度, 这一地位和作用, 即使在崇尚法治的今天, 仍然动摇不得。安乐死人为地终止生命不符合保障人生存权利的准则, 既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 也与人道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相悖。 三、 为自由死亡辩护的伦理困境 (一) 安乐死立法可能导致社会实践的滥用,需解决三大矛盾 学术界常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一种理论结构精巧、逻辑严密, 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但因种种原因无法为人们的情感所接受, 因而就无法进入人们的生活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