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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而信与人际信任社会宏观结构转型的影响 社会转型的视角下的信任模式:身份认同的弱化与乡土社会信任的缺失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信任基本上是指人对人际关系的信任，而人们对他人的信任是基于相互关系的。中国学者的本土研究也特别强调“关系”对于中国人人际信任的重要影响。按照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 1985) , 亲人、熟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 随着同心圆的外扩愈发微弱, 直至无任何信任可言, 因此亲人最可信, 可疑的则都是陌生人。长期以来, 在“关系本位”的传统社会里, 就信任而言, 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信任的准星, 据此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模式——“亲而信”。 21世纪是人类社会史上最复杂多变的时代, 日新月异的网络信息技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多元与异质的文化纠结, 这些令人眩晕的全球性社会变迁, 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方位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 “我们正处于风险社会” (Beck、Giddens Lash, 1994) 。与整个人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根植于这样一种转型社会背景之下, 中国乡土社会的“亲而信”的信任模式正在遭遇来自两方面的考验。 其一, 来自于关系约束力量的减弱。传统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 而熟人间的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石, 但近些年来, 随着社会的转型, 商品经济大潮声势浩大、扑面而来, 生意圈内“杀熟”的现象屡见不鲜, 尤其是数以百万之众的传销队伍, 利用人们的熟人关系编织销售网络, 成为“杀熟”的重灾区, 这无疑削弱了熟人信任的效应, 动摇了社会信任的基础。 其二, 来自于社会流动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 其最大特点是土地不能移, 这大大限制了他们流动的可能性 (翟学伟, 2003) 。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 国家通过单位、户口和城乡二元结构严格控制社会流动的制度藩篱被打破, 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社会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亿 (马建堂, 2011) ;与此同时, 城市人频繁地更换职业、身份和居住地, 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 人际信任的风险由此而生。 总体而言,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 人们之间的交往模式发生了变化, 血缘亲情的纽带开始松弛, 传统的乡土地域限制已被打破。太多的利益纷争、太多的博弈权衡、太多的短期交往, 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变, 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渐行渐远, “信任荒”已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醒目现象。而我们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本项研究, 即意在客观描述当下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状况与演变趋势, 并进一步探寻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发生机制。1 调查方法和样本选取 信任有十分普遍的意义, 同时又是一个同价值观、生活态度等内隐性社会心理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 因此, 有关信任的研究就有必要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两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体说, 我们既有必要通过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去了解人际信任的普遍状态;同时, 由于信任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隐藏在大量的日常的社会互动过程之中, 所以也需要使用以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 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深入、丰富的感性资料。我们从年龄、职业、学历和地区几个纬度选择了30多个典型个案, 每个个案都进行2-3小时的半结构深度访谈, 意在了解人们对信任的理解, 并从中国人个体生命史和日常生活事件中探寻影响信任的主要因素, 以及产生信任或信任瓦解的发生环节和过程。 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外文献资料, 我们编制了“社会诚信调查问卷”, 经过若干次修订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以及对总体的代表性,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由于现代性与信任有本质的关联 (吉登斯, 2000) , 我们按照现代性发育程度进行调查地区的分层抽样。由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速度较快、人口流动较为频繁, 现代性程度总体高于内陆地区;而在内陆地区中, 由于中部的发展较西部来说较早也较为完善, 因此现代化程度也应高于西部地区。据此, 我们将全国分为四个不同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以及西部内陆地区, 并从中抽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调查研究。另外, 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造成同一地区市民与农民迥然不同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和社会心态, 因此在信任水平和模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多数学者认为, 总体来讲, 我国城市中以基于结构的制度信任为主, 而农村中则以基于关系的人际信任为主。总之, 根据现代性的发育程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特征, 我们选取了上海、南京、深圳、太原、成都、启东、江苏农村、广州农村、河北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