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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区规划空间重构与分异研究 1 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概况 现代东西城市处于转型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分工是其主要特征。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化重组、信息交通技术的发展、后福特制生产模式、国家福利退减等多种因素造成了西方城市新的社会极化。城市变得“分化”、“碎化”和“双城”化,新的空间类型正在出现:同利开发社区、防卫社区(gated community),“下层阶级”(underclass)聚居区(ghetto)等。日趋严重的社会空间分异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表现明显。同样处于变革之中的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随着住房、土地利用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商品房地段、豪宅别墅区、经济适用房集中区开始出现、新城市贫困在特定地域显现、浙江村、城中村等外来人口聚居现象令人关注,居住空间分异正成为焦点议题。 西方对于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传统理论、行为理论和种族—文化理论三大类。生态学派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这一学派研究侧重于建立城市空间的理想性结构模型,揭示分异的空间结果,但未触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实证主义学派采用社会区和因子生态法,概括性地描述城市空间结构,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揭示空间结构。作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补充,行为学派关注择居行为,揭示居住空间的演进。作为行为学派的分支,种族—文化学派将研究核心转向族群文化对居住空间的影响。总体上,当代西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被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力量作用的产物。针对不同空间尺度,研究手法不尽相同——在城市整体空间上主要采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在微观尺度上侧重定性分析、实地考察、问卷抽样。 国内地理学者多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角度对社会空间进行研究。早期研究侧重对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界定和描述,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虞蔚对上海社区的描述和甘国辉对北京的分析等。国内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定量研究始于80年代末,主要集中于北京和广州两地。研究者采用分街道数据对社会区进行划分:例如1989年许学强等采用居民出行调查和房屋普查数据,对1985年的广州进行因子生态分析,提炼社会空间结构模式和主导机制;杨旭,薛凤旋采用1985年北京房屋普查数据和1990年四普数据对北京的社会区划分,郑静等采用四普数据对广州社区的变迁进行对比研究等。2000年以来,随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更多学者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例如冯建,周一星采用北京1982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地分街道数据,对北京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划分,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进行解释。他们的研究表明转型期北京的社会空间正不断趋向复杂化,这一结论与顾朝林等采用1998年问卷调查数据对北京社会空间的分析结论相近。其他方面,吴启焰对我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异机制进行了总结并对南京的居住区进行了案例分析,王兴中对西安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探讨和评价,顾朝林等对北京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柴彦威对城市居住区的时间地理进行了研究。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正处于大发展时期,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是,由于社会空间分异在统计数据和实证调研上的高要求,已有研究在定量和定性分析上与西方均有差距。特别是已有的因子生态分析多以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而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的街道人口规模动辄数千,甚至数万,是否街道如此大的人口单元可以划入同一社会区类型,需要探讨。中国城市目前的社会空间分异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值得研究。由此,本文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库中以居委会为基本地理单元的数据,对上海的社会空间分异展开实证研究。 2 社会区的划分和社会空间的聚类分析 因子生态分析是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传统手法,在其全盛时期,该方法曾被用于近20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根据这一传统方法的一般步骤,采用SPSS软件,我们将先通过数据压缩得到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再根据各因子得分运用聚类方法划分社会区,在此基础上提取社会空间的结构模型。研究覆盖的空间范围包括上海中心区9区及浦东、宝山两区(图1)。由于数据限制,我们得到的是基于道路骨架的一系列点状空间分布(图2)。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这一范围总面积1227.46 km2,仅占上海总辖区的19.4%,但其人口总数1026.35万人,计354.66万户,占上海总人口的81.6%。考虑到远郊区在人口构成和居住景观上与这一地域有根本差别,对该地域进行城市的社会空间研究是合适的。范围内总计有街道128个,居委会(村委会)3039个。 2.1 主因子的界定 2000年五普问卷共提取了家庭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地位、住房条件等共计161个指标,我们选取其中78个主要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需要指出,多数已有的因子生态分析采用百分比类数据,而我们使用的数据以绝对值类数据为主。这主要是由于本文目的在于突出空间分异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