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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述评 新功能主义的扩张理论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它不仅是对欧洲一体化的总结和总结，也是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预测和指导。以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雷吉纳德·哈里森(Reginald Harrison)、菲利浦·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利昂·林德博格(Leon Lindberg)、约瑟夫·奈(Joseph Nye)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功能主义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功能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更加科学、系统地阐释了欧洲统合问题,提出了具有重要导向价值的新功能主义方法。其中,“扩溢”(Spillover)和超国家机构是新功能主义统合理论的核心概念。新功能主义认为,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等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可以扩溢到政治性领域,从而实现政治统合,并逐渐形成超国家权威机构。因此,新功能主义又被称作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新功能主义统合理论又被称作扩溢理论。 尽管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的解释力随着欧洲统合的进一步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新功能主义提出批判,旨在重新诠释欧盟发展的新理论,如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和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应运而生,并倍受青睐,但是,不论政府间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它们都以新功能主义为理论源头,都从扩溢理论那里继承并汲取了很多营养1。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欧盟各国正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安全与防务实体,某些欧盟主要成员国还倡议设立欧盟统一的外长,甚至总统。虽然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所设想的超国家机构尚未出现,但是欧盟发展的新动向却使这一理论正在重新得到关注。因此,新功能主义对扩溢基础、过程、目标、途径、机制与战略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欧洲统合过程,以及把握用于解释该过程的各种新理论,而且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国际合作的实现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新功能主义修正了资源配置,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式 传统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于1943年出版《有效的和平制度》一书,提出功能主义方法,认为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可以明确区分开来,功能性领域的问题可以实现非政治化从而不触及政治主权问题。他说,“任何政治性计划都会导致争论,而功能性机构安排则带来信任与耐心。” 但是,政治与技术的严格区分作为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招致了严厉的批判。例如,哈里森指出,大多数功能化服务最终将会涉及资源的配置,而对这些资源配置的决定必然是政治性的。因此,新功能主义对此作了修正和完善。哈斯提出,对政治性与功能性作绝对的截然划分是不对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是难以分割的”,“经济与政治、政治家和专家的截然区分并不存在,因为技术化的决策基于一个先行的政治性决定。”由此,新功能主义对经济或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和政治性领域作了相对的区分,认为两者既具有适度的分离,又有内在的联系,从而奠定了从功能性领域向政治性领域扩溢的基础。在新功能主义看来,经济虽然不能与政治完全分离开来,但是仍有一种可以作为政治统合基础的相对区分,欧盟发展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经济或技术等功能性领域和政治性领域的相对可区分关系构成了新功能主义扩溢理论的基础。 与功能性领域和政治性领域的区分相对应,新功能主义提出,扩溢包括功能性扩溢(functional spillover)和政治性扩溢(political spillover)两个方面。就功能性扩溢而言,国家间的统合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经济和技术部门,一定领域的合作活动会扩溢到相关领域和部门,并使更多的行为体参与其中。就政治性扩溢而言,国家间的统合会在功能性合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政治精英会将注意力逐渐转向超国家层次的决策活动,并使超国家机构和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增大,民族国家的影响式微。作为扩展逻辑的结果,国家间统合会由经济、技术、社会等功能性领域扩溢到政治性领域,从而推动统合的发展与完成。 二、 新功能主义的解释 米特兰尼认为互赖会自动扩溢,他以其“扩展说”(doctrine of ramification)来强调功能合作的扩张性,认为某一部门的功能合作有助于其它部分的功能合作,而功能部门的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形成一种功能性的互赖网,并逐步侵蚀和归并到政治部门。他说,“经济统一”(economic unification)即使不使“政治协议”(political agreement)多余,也为政治协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传统功能主义的自动扩展逻辑却过高估计了功能合作的效应。新功能主义强调,“扩溢”不是一个自动过程,而是一个自觉过程、能动过程。它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基本变量与条件的成熟,否则就会发生“环溢”(spill-around)或“溢回”(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