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庸鹿鼎记的颠覆性.docxVIP

试论金庸《鹿鼎记》的颠覆性 摘要：《鹿鼎记》是金庸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使小说。在这部小说里，金庸以佛家“无色无相”的手法和勇于自我否定的勇气，彻底颠覆了此前构造的江湖文化和“使”文化，而这种顿覆性创作反映了他对人性、创作、“使”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的反思，使得《鹿鼎记》达到了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峰。 关键词：金庸；《鹿鼎记》；颜覆性 金哺一生之中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大部分作品主人公的性格都体现出了中国文化优良的品质，弘扬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正义精神。但是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将此前构建的江湖文化彻底推翻，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淡泊无为、佛家的大慈大悲都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如果说此前金庸的作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那么《鹿鼎记》在创作上则是反传统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甚至不能称其为武侠小说，甚至可以说是对武侠小说的一种颠覆。 一、《鹿鼎记》中的颠覆性创作的体现 《鹿鼎记》这部作品的颠覆性，主要体现在主人公性格和情节设置这两个方面。首先主人公韦小宝的性格与忠厚的郭靖、孤傲的杨过、善良的张无忌、篆气的萧峰、重情义的令孤冲等大侠形象有很大的不同。韦小宝出身妓院，有母无父，出身卑微，没有受过任何形式的正规教育，整日混迹于市井和妓院，其性格上具有小市民所有的劣根性。在对待金钱和美色上表现贪婪；对待朋友油滑自私：对待下属装腔作势：对待上级溜须拍马。不仅人品近乎于无耻，而且不学无术，连闯荡江湖最基本的要素一—武功都不具备，这些与金庸一贯塑造的大侠形象相去甚远。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市井小混混却成功地叱咤于江湖之远，威风于庙堂之高。 韦小宝没有按照儒家文化的常规去考取功名，却官运享通：没有儒家忠厚仁义之心，却在天地会捞了个香主之位；他贪财好色，酒肉穿肠，毫无佛缘，却在少林寺成了“晦”字辈高僧；他长相普通，且沾花惹草，却拥有七个美貌的娘子。一个没有任何传统文化底蕴的无赖，偏偏在本该文化人走的事业上走向了极致。而文如天地会陈近南、武如神农教洪教主、威如云南王吴三桂等这些英雄豪杰，却以失败告终。金庸这部作品在情节安排上完全抛弃了以往遵循的文化基调，走了一条反文化的创作道路。 金庸在《鹿鼎记》中让亵渎神圣和热衷攫取个人利益的韦小宝成功，很多人认为这是金庸媚俗的体现，创作思想浅薄。其实这是没有认真地研究金庸及《鹿鼎记》，因为这种颠覆恰恰正是金庸在创作思想上的升华，是在寓庄于谐中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的批判。 二、《鹿鼎记》颠覆性创作的动因 (一)敌治动因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创作中或多或少参杂有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态度和认识。金庸是一名作家，更是一名成熟的新闻评论家，所以金庸的武侠作品不可避免地反映着他对当时社会的感知。《鹿鼎记》创作于1969年，此时中国内陆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到香港，作为一名政治评论家怎么可能对此无动于衷，一直关注政治的金庸把对“文革”的思考自觉地融入到其小说创作之中。“文革”是一场由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而导致的一场政治灾难，在这场运动中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人性受到严重扭曲。而《鹿鼎记》书名中的“鹿”即指人民大众，“鼎”指政权，“人为鼎镬，我为糜鹿”其政治含义不言而喻。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作者强调“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那么在“文革”时期，也当然有其存在的土壤。金蒲通过对韦小宝小人得势的描写，反映出当时中国“文革反文化、反人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在《鹿鼎记》里我们可以读到一个“侠义”沦陷的杜会现实。 虽然《鹿鼎记》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定位它就是“影射文学”，更不能对号入座地说谁影射谁，什么事影射什么事。因为，作为文学作品，它并非简单的“影射性的小说”，只能说也许，金庸是受“文革”启发，才以生动的艺术画面将历代中国政治斗争史浓缩下来，然后加以艺术化的表达。 (二)反恩人性 金庸笔下的主要人物都是或儒、或道、或佛的文化代表，性格或仁义、或淡泊、或慈悲，都反映着美好的一面，但是这些美好并不是人性的全部。普通人最常有的人性弱点就是贪婪和怯懦，大侠也好、权贵也罢，在所难免。《鹿鼎记》里具有美好人性的人物，都被韦小宝不同程度地玩弄与操纵。而这正是金庸对人性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的结果。试想陈近南若不是因为想利用韦小宝的身份刺死康熙，在与沐王府争夺明朝正统之时占尽先机，又怎么能被韦小宝欺骗糊弄？而康熙若不是想利用韦小宝剿灭天地会，又怎会让他在朝廷之中胡作非为？而风流倜傥的郑克爽，若不是因为胆小怯懦，又怎会在韦小宝面前赔了夫人又折兵…等等本该代表美好人性的人物，就因为自己人性中的贪婪和怯懦的弱点，被韦小宝这样的小人利用，并玩弄于股章之中。 而金庸在创作韦小宝这个无赖形象时，同样也赋予了他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第一，韦小宝这样一个没有是非观的人在关键时候却又不时表现出对天地会兄弟的“义”，对康熙的“忠”。如